我说：“明天早上陈亮佐就要遭枪决，是不是先把他们两个提到县城里来再想法子。”
我这一说提醒了他，他沉思半晌后说：“对，先把人从枪口下抢出来，再说下一步。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口供。”我说：“听说都没有口供。陈亮佐一身被打得稀烂了，周癞子也受了刑，都没有说。”
他说：“没有口供就好办，我马上给县长打电话，说这是一个要犯，叫何生解进城来问口供。”
我说：“这事要快，不然保不住。”
他说：“当然，我马上回去就办，明天清早来回信。”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脑子里像一团乱麻。我回忆起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一支由地主掌握的武装叛变，在投降敌人前，想打死玉璧去请功。一个深夜，玉璧查哨回来，在路上被叛徒打伤了，是陈亮佐背着他，在一个雪地的刺芭林里躲了两天两夜，最后才脱险上山。我又想起在山上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陈亮佐冒险去找粮食，替伤病员熬药，坚持晚上放哨……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青年靠他的一个叔叔供养，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又考上师范学校，没有毕业就出来教书挣钱，养活一家五口。参加革命后，吃得苦，没私心，作战勇敢，办事稳重，上次打界牌若是没有他，我真的不晓得要撞出什么漏子。这样好的同志和兄弟，可千万不能……好容易我才迷糊了一会儿。矇卑中觉得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睁眼一看，天已蒙蒙亮，赶紧跳下床，把门打开，一看正是徐清浦。
徐清浦一进来，随手把门关上，然后说：“唉呀，好险好险。我回去摇电话，摇了三遍都不通，又亲自去找县长严定礼，知道何生送来一个呈文，说陈亮佐是共产党，要求明天就地枪决。”
“严定礼怎么说？”
“同意了。我看情况紧急，就对他说：对于共产党，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我们要从一个人身上了解线索，一网打尽。说了半天，县长才同意把他押进城来，起初说明天早上打电话，我说明天早晨人已经枪毙了，还有什么用？最后我把电话接通了，严定礼找何生讲了半天。何生不同意，他说陈亮佐是个要犯，怕廖玉璧带队伍在路上来抢人。严定礼也有点犹豫。我说叫他多派人押送，我也派队伍去接。这样，严定礼才叫他明早一定送进城来，现在问题不大了，放心吧！”
听到这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千斤大石头，一下子掉下去了。
我赶紧收拾东西出了城门，夏林他们早已在栈房外面等我了。徐清浦看看左右无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女儿，以后要注意，不要叫我爸爸，此地人要叫爹啊。”
我说：“现在我不是你的女儿了。”
徐清浦笑着说：“怎么？翻脸不认父了？”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出了城，赶了三十里路，到了跳石桥，在一个饭馆里吃早饭。忽然看见从场口进来二三十个敌兵，拥着一架滑竿，滑竿上绑着一个人，中间又押着一个人，一跛一跛地走着。
夏林说：“陈亮佐来了。”
陈亮佐脸朝下地绑在滑竿上，光光的背上烧起了血泡，听不见一声呻唤。周癞子上着五花大绑，还勉强一步一步地拐着走。我紧紧地看着，心里像刀刺一样的痛。
队伍走近了，我猛醒过来，叫大家都转过身来，警谨碰上了惹起麻烦。可是他们都像没听见，一个个用手摸着腰里揣着的枪，看着街上的敌兵一动也不动。
金积成恨恨地说：“妈的，这几个龟孙算得了啥，我们干掉他，把陈亮佐抢走算了。”
我生气了，低声说：“都给我转过身去，不准胡来！一切我都自有安排！”
大家默默地转过身来，听着身后的杂乱沉重的脚步慢慢走远了，我才松了口气。要抢人当然容易，可是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对徐清浦起疑心。我们打进去一个人不容易，暴露了会坏大事的，好在已经把人从枪口下救出来了，慢慢再想办法吧。
过了两天，周癞子释放回来了。陈亮佐在几次审讯中都没有口供，把死刑改为四年有期徒刑，收了监。
救了陈亮佐，我们又赶到重庆去运枪弹。这时候，四川军阀又开始混战，杨森卷入了刘湘和刘文辉的争战之中，把队伍开到川西资中一带去了，路上的警戒松了一些。我又带了厚礼，到重庆北碚拜见了袍哥大爷、当时的三防司令陈兴奇。陈兴奇佩服玉璧的为人胆识，拍着胸膛说要给沿路的毛毛土匪打招呼，为廖大嫂做“毛呢绸缎”的生意提供方便。这样加上我们一年多来所做的大量工作，由重庆到山上的水陆交通都基本上打通了。当然，后来陈兴奇也慢慢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个知书识理的年轻人靠拢我们，后来还入了党。
这次到重庆，接货很顺利。收拾停当，我叫夏林他们先回去，自己陪着两个孩子和曾三姐多玩了几天，一晃就过了中秋。这期间，听说红四方面军已从湘豫皖根据地往川北陕南移动。我们的人在川北各县越是打得起劲，不但打廿军的驻军哨卡，还打通风报信作恶多端的土豪。为了尽量争取当地的一般士绅，我们大家就交换着地区打。玉璧把队伍扯到大竹和渠县去打土豪，打得热火朝天。
待我回到山上，才知道形势已经半公开了。岳池、广安城里，一夜间就贴满了“打倒杨森”、“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连岳池城内县衙门的墙上，也贴满了捉拿杨森的“悬赏布告”，吓得县长严定礼每天半下午就关了城门，二更过后街上就不准人走动。我们又派了很多同志打入了敌人内部，有的在廿军中当了营长，有的甚至给夏炯作了副官，连县长严定礼的衙门里，也有我们的人。这样一来，我们的情报很灵通，敌人则处处被动。
屈元亮见时机差不多了，有一天就拿了一块江西苏维埃政府发的银元去见夏炯：“你看吧，当初我说去把廖玉璧拉过来你不干，还把人家老母亲抓来关起。现在听说红军要来，人家越是憋着气要报这个仇，连这种刻着镰刀斧头的银元都在广安、岳池流传起来了。唉，听说向廷瑞向司令也要到渠县营山去布防，我手头又没有兵力，团练局那几支破枪能顶什么用？要是二天廖玉璧和老百姓们联起手来，和红军来个里应外合，你咋个向军座交代……”
夏炯半天没开腔，最后咬咬牙，同意谈判。于是由屈元亮出面，徐清浦又说动了县长严定礼和禁烟处处长尚贤生，给玉璧作保，作中人，约定夏炯和他的副旅长叶济，在岳池县府里进行谈判。
那天双方都没有带兵。谈判的结果，夏炯全部同意了我们的条件，委了玉璧作三防副司令，和屈元亮一起负责岳池、武胜、广安三县的治安联防。三防司令部设在河东五场之一的余家场，还把渠河两岸资马十二场重新划入我们的势力范围，廿军的哨卡全部撤除，由我们派人守卫。夏炯还专门划了粮库，拨了军粮，说好了不干涉我们的内政；而对我们的要求，则是保证三县境内平平安安，不给他找麻烦。玉璧谈判回来之后，立即根据组织上的指示，把岳池、武胜、广安、顺庆、合川的农民武装集聚在余家场附近的五个地方，分别由王道纯、刘昆仑、姚生荣、杜仁杰、周敬成等十个人负责。我们自己的基本队伍大部分驻在华蓥山上的各个庙子里，由谭之中等人负责，只调了一小部分到余家场，和刁仁义、罗平精的队伍会合。加上铜梁一个叫吴绍先的党员带来的五十多人，渠县唐虚谷带来的八十多人，还有大竹来的近百人，共一千多人，守卫在余家场。
就这样，三防司令部的牌子，正儿八经在余家场街上一座叫做楼外楼的大院子门口挂起来了。这座当地大地主的宅子，成了我们川北苏维埃政府的地下机关。玉璧、罗方域、罗平精、刁仁义几位领导在这里办公接待群众来访，唐俊清调来作机关的保卫工作，其余近千名队员分散在场内场外的老百姓家里。
不久，党的中心县委的同志来到余家场，召集岳池、广安、邻水、顺庆四个县的地下武装举行会议，确定当前的总方针是积极行动，打杨森，迎红军，还给我们送了一麻袋刻有镰刀斧头的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银元来，我们就拿它作为奖品奖励有功人员。我因为长期运枪弹没出过事，得了十个，当时惹得好多人眼馋。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的人都动起来了，队员们除了平时操练学习之外，还帮助老百姓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道理。一时间余家场的周围，俨然成了我们的“小苏区”，大家把自己编的迎红军的歌子都唱上了街，一批优秀的队员和骨干群众还入了党。其中一个姓罗的木匠，是我们地下苏维埃农会的主席。我们刚到余家场不久，一直抗拒我们的大地主吴老肥连夜收拾细软，要带老婆逃出去向夏炯告密，就是这个罗木匠带人捉住的。我们研究之后，觉得这吴老肥一直是我们的老对头，民愤又极大，这样的土豪劣绅老不打，以后我们的工作不好做。于是就开了个斗争诉苦会，群众扬眉吐气地斗地主，烧田契，然后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吴老肥枪毙了。
一天，屈元亮带信，把我和玉璧叫了去，一起在徐清浦家里研究工作。玉璧说：“我们在余家场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只是声势太大，各县来的队伍也渐渐在增多，夏炯恐怕早晚要察觉。我看等各路人马基本到齐了，我们就正式成立地下红军，等红军进了四川，就把旗帜亮出来，打它个首尾不相顾。”
屈元亮说：“我就是想商量这件事呢。向廷瑞的队伍正式开拔了，到渠县营山挡红军去了，岳池城里很空虚，广岳两地只有个夏炯守着。到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乘机起事，攻下岳池，给红军作个见面礼。”大家议论了一下，都觉得这倒是个机会，就先把起义的时间定在年关前后。
屈元亮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