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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昌当然不会轻易就相信了王左氏的话，那几个兵还是轮流在店里晃。我就住在店里，也不动，等待着组织上派人来接。
腊月十三下午，我正在屋子里烤火，忽听得门外来了一帮人，其中一个大声地说：“老板娘，登个号！”
我听出这是陈亮佐的声音，连忙出来一看，果然是他们来了。
陈亮佐看见我出来，就递了个眼色，然后对王左氏说：“老板娘，我们把扁担放在这里，到街上去吃点东西！”陈亮佐他们出去后，我也对王左氏说：“王大姐，我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王左氏说：“你才出狱的人，要忌风啊！”
我说：“没关系的，不走远，就在这条街上。”
我跟陈亮佐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僻静处，他四周望了望没有人，就轻轻地对我说：“今晚上在南门外麻柳桥等！”说完就走了。
我一下子觉得有些为难了。这路怎么走呢？一品店在东门城门口，麻柳桥在南门外，从城外走吧，还有好几里路，从城内走吧，要穿大半个城，被人发现了怎么办？我埋着头往回走，一直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跨进旅店，就见火盆边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一看是刘光弟，我们在城里的联络人，心里不禁一亮：他的家就在麻柳桥！我装着不认识，也在火盆边坐下。王左氏一边给我们介绍，一边热心热肠地请他给我看病。刘光弟笑容满面地说：“当然当然，医生嘛，就是给人解病除痛的。”说着就为我把脉。
外边有人进来，王左氏招呼去了。刘光弟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一边细声对我说：“马上从东门外边走，有人接你。”
天已擦黑了，我拿着药单子要出去抓药，可是王左氏死活不肯，说是我要忌风，她去把药给我抓回来。没有办法，又只得在她的店里坐着。等吃了头道药，天已经黑尽了，又涌进来好几个住客。趁王左氏正招呼，我悄悄溜了出来，一阵快步出了东门，见后面没有人跟我，就顺着城墙根儿放大了脚步，在转拐的一个小桥边，见到了陈亮佐和前来接我的二十多位同志。亮佐一见我就说：“快，出北门。”说着就把我拉上滑竿，用被子蒙上头，抬起就是一趟小跑，连夜赶到太平场。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次出狱，确实是雷青成费了不少力，而且是从刘铁他们牺牲后不久就办起的。先是督着刘湘打电话到杨森的军部、军部说没有关这个人；又打电话找到严定礼，严定礼说陈玉屏在这儿是借监，没军部的命令不敢放；甚至还打电话找到了正在营山前线的夏炯，夏炯说要等和红军打完仗回来再说……这些电话都是刘湘亲自打的，据说前后共打了五次。曾三姐不肯罢休，和敏言带着两个孩子三番五次去找雷青成；雷青成又联络了两个要好的军官，趁着杨森最近到成都刘湘那里开会，当面督着他放人，说我是他的亲戚。杨森的队伍最近和红军交锋老吃败仗，听说已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再加上关了我一年都没有什么结果，就打电话叫张俊昌放了，多留点心就是了。
谁知道几个兵轮流在店里转悠，也没能看住我。那天晚上，张俊昌派人冒雪追了我三十里，回来就把王左氏拉了去，要她交人出来。
王左氏说：“你们正大堂皇地把人家放出来，怎么又要追人家回去？脚长在她身上，我晓得她到哪里去了。”
张俊昌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听说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我的这件事情，被撤了职。
八儿认母
从太平场到石场，沿途都是我们的人，见了面都亲热得很。一路上走走歇歇，走到华蓥山下，已经是腊月十九了。山上还和往年一样，积着多厚的雪。大家听说我回来了，从坡上又跳又喊地跑下来，高兴得不得了。
突然一个男孩一把抱住了我，不住地喊：“妈妈！妈妈！”
我仔细一看，这孩子七八岁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棉滚衫，袖筒长甩甩的，腰上拴一根草绳子，一条破棉裤一幅一幅地吊着，头上戴的瓜皮帽外面还缠了一块蓝布帕子。再看脚上，麻窝子草鞋用兔皮裹着，团团的脸上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清亮得很。
我以为是我的彬儿从重庆回来了，一把抱住他说：“彬儿！彬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爸爸呢？”
孩子两眼望着我说：“妈妈，我是八儿。”
我吃了一惊：“你不是彬儿？”
“嗯，妈妈，我是八儿。大爸爸出去开会去了，这些都是爸爸！”他指着夏林和向老大说：“这是夏爸爸，这是向爸爸。”
同志们都笑了起来。我又把孩子仔细看了一下，见他额头上有一颗大黑痣，显然不是彬儿。正在犹豫，就看见夏林又是递眼色又是摆手的，一边还说：“八儿你有妈妈了，就不到夏爸爸这边来了？夏爸爸二天不要你咯。”
八儿紧紧贴在我的身上说：“我跟妈妈在一起。”
我再没说什么了。很显然，这孩子的身世里，也有一个辛酸的秘密。
我拿出手帕，包住他满是冻疮的手，教他说：“八儿，他们是叔叔，不是爸爸。”
同志们就嚷了起来：“八儿，你不喊爸爸，我们不爱你了。”
八儿倒在我怀里，掏出一朵又蔫又皱的红梅花，给我戴在头上说：“嗯，妈妈说的，只有一个爸爸。”夏林笑得更厉害了，说：“大姐，你一来就把八儿占了，我们不依哟。”
我把花别在头上插正了，说：“你们这些调皮鬼，专门捉弄小孩。”
向老大认真地说：“倒不是捉弄。开始是大爸、二爸、三爸、四爸，后来就七爸、八爸分不清了。反正大家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就干脆都喊爸爸了。”
大家又是一阵笑，一起往向老大家里走去。
这屋子我熟。余家场事变以前，是我们上山下山的交通站，现在却只有屋顶依旧，四壁都成了白荚竹夹成的笆墙，据说原来的房子在余家场事变中被烧了。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边一张竹子架的床，床上放一张弹弓子，一把木锏。八儿对我说：“妈妈，这是我的屋子，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睡吧。”
我看着他那张红通通的小脸，一下子将他抱在了胸前。向老大抱了一大堆柴来，燃起一堆火；夏林一边加柴，一边招呼大家“坐下谈坐下谈”。我四处看看，正要在床边坐下，八儿却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端着个竹凳子放在我面前说：“妈妈，来坐！”然后对夏林说：“夏林叔，我给妈妈拿好东西来，你替我守住妈妈啊！”
夏林笑着说：“八儿放心，有我给你‘放哨’，你妈妈不会走的！”接着对向老大说：“向大哥，今天吃点啥子好的？大姐回来咯。”
向老大说：“你大嫂已经去挑豆子去了。吃豆花和豆浆稀饭。”
朱老幺一听，啧啧嘴说：“依我说，要是能够搞点盐巴烧野鸡肉招待大姐，是最好不过了。”
向老大指着朱老幺道：“朱老幺，我说你不是想招待大姐，是自己想吃，是不是？”
朱老幺撅着嘴说：“你乱说，哪里是我想吃？就是想吃又咋个嘛？”
我问夏林这是怎么搞的，夏林说：“几个月没有吃盐了。大哥说，不能乱花钱。”
我说：“这哪里是乱花钱？一个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一两盐巴二两力，不吃盐巴咋行？老幺，你带上几个人跑一趟，马上去山边的幺店子里买点回来。”说着就将我在狱里省下来的五块钱掏出来，递给朱老幺。他接过钱，叫上几个人一道，欢欢喜喜地跑了。
坐了一年监回来，只觉得有了许多新面孔。一问夏林，才知道队伍扩大了许多，光这山上方圆二三十里内，就有二百人。人多了，春天玉璧到阆中开会，又专门招呼不准带枪下山，就没法找秧子回来栽插，到冬天粮食就紧张，钱也紧张。
只是有的是仗打，就这一条，大家觉得很痛快。
天很快就黑了，夏林摆上饭，我一看，果然是豆花和豆浆稀饭，这在我们游击队里，是最上等的饭食了。大家正在高兴，八儿蹦蹦跳跳地抱着三个竹筒进来，倒出许多炒好了的豌豆胡豆、焙干了的斑鸠、野鸡、野兔肉，还有豆腐血圆子，都摆在我面前，喊着叫我吃。
我尝了一块，香得很，就放下了。八儿看着我，惊奇地说：“妈妈，你不喜欢吃？这是叔叔们给我，我没吃，专门给你留着的。”
我说：“八儿，妈妈顶爱吃的，只是我们还有许多伤员叔叔，他们为革命流了血，给他们留着吧，等他们早点好，好了去打坏人。”
八儿听了只是点头，说：“妈妈，那你二天要吃啊！”说着就抱着竹筒跑出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又想起了我的彬儿。
正要问八儿的身世，朱老幺他们一伙回来了，买了一大堆榨菜、冬菜、海椒和盐，个个都喜笑颜开的。我看他们都瘦成那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就问：“你们在山上，是怎么过的啊？”
夏林眨着眼睛说：“过得好呢。大姐，你在牢房里只能盖被子吧？我们这里啊，盖的是毡毯，垫的也是毡毯。”朱老幺捅了他一下说：“不要胡扯了，什么毡毯，我们盖的都是茅草。”
“床呢？”
“卫生床。”
“什么卫生床？”
夏林说：“就是用白荚竹编的，上边盖茅草，下边烤火，热和得很。”
我听了诧异地说：“你们敢在竹床下面烧火？燃起来怎么办？”
夏林说：“怎么燃得起来呢？我们不是明火，是埋的火灰。”朱老幺一口接过去，指着那一坝茅草地铺说：“我们还睡连天铺呢，几十个人住在一起，挤热和。”
正说着，门外闯进来十多个人，七嘴八舌问我好久到的。八儿眼快，一下就认出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