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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中鼎说：“我们把人组织起来，你来带，就像刚才说的你们当年哄杨汉印一样，借一条路，出去了再说。”我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愿意，现在实在是担不起这副担子啊。我坐了一年的牢，和上面的关系已经断了，现在也是风雨飘泊中人，老是这样下去，会有负各位重望的。”
他们三人听了，都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肖中鼎才说：“那么陈先生下一步打算如何？”
“先到宜昌去，找到我们的组织。我们没有了组织，就像孩子没有了亲娘。”
“那好，我们先动作，一面静候你的佳音。”
连肖中鼎这样的保安司令，都想找共产党，就别说我这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只是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八年初，南京已于头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失守，中国军队对于长江沿线的封锁尚未最后完成，日军频频轰炸这一地区，安庆、武汉等重镇处于危急之中。加上汉奸造谣生事，人心恐慌，湖南、湖北的人潮水一样涌进夔门，哪里还有向外走的。可是我想，如果找不到组织，以后时局再一吃紧，就更没希望了，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为之去拼命。于是我谢绝了大家的劝阻，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独自登上了一艘去宜昌的客轮。
时局动乱，旅客很少，船上的一个姓王的大领班是陈吉庆的弟兄伙，一路上殷勤照顾，第二天就到了宜昌。我在王大领班家里吃了饭，把行李也放在了他家，稍事休息，就去找铁路坝。这时正是上午十点。
刚走到中山公园，突然警报大作，街上的人纷纷喊着“拉紧急警报啦！”一阵地乱跑。我随着人流，跑回停在河边的一条船上，还没站稳，日寇的飞机就来了。一时间，只听得一连串的爆炸声，城里立即腾起浓浓的黑烟，浓烟中还夹着火光，还没等人们叫出声来，敌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上，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
我只觉得一股热浪夹着呛人的浓烟迎面扑来，一个踉跄，就被压在人堆里。接着就听见船上窗户的玻璃哗哗地往下掉，周围一片哭爹喊娘的喧嚷。等我从人堆里爬出来，敌机还在轰炸，不少人指着火光冲天的那片地方在说：“唉呀，铁路坝，铁路坝今天完了……”
我心里一惊，等飞机一走，就往岸上挤。可是还没等我走上几步，敌机又飞来了，我只得又随着人流躲到岸边的小山坡后面去，等到警报解除，已经是半下午了。我一切都顾不得了，口里念着刘海清、刘海清，急忙往铁路坝跑。
天啊，一路上到处都是死尸，连树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残肢半腿，在没有散尽的烟雾中摇荡。许多人一边哭，一边喊着亲人的名字，使劲地扒着瓦砾。我逢人就打听铁路坝28号，一个老头往旁边一指：“喏，那就是28号。”我眼前一黑：这里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28号的瓦堆上坐着，打听刘海清的下落，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不甘心，第三天又去，沿着铁路坝一路打听，还是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我在宜昌前后找刘海清找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三月天气，尸首一时收不完，都发臭了，宜昌城里瘟疫开始流行，加上汉口吃紧，敌机随时都可能再来大轰炸。王大领班劝我说：“陈大姐，你还是抓紧时间回四川去吧，再不走，以后就难了。”
就这样，日本鬼子对宜昌的这次大轰炸，炸掉了我去苏联的最后一线希望。
我回到万县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接上关系，一来是想安慰我，二来也是想商量些事情，往我这里来得更勤了。只是这广济寺，地处繁华地段，门前又有大段石梯，上上下下很不方便；加上几个官太太成天来来往往，不是拉我去买衣料，就是拉我去打牌，陈吉庆也常来找我摆龙门阵。他们再说是对我好，也毕竟是外人。再说刘湘死后，蒋介石的势力正在加紧渗入四川，很多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于是我就打算着搬家。
一个星期天，一青陪着我去西山公园，在公园里碰见我原来在梁山教书时的同事李维清。几年不见了，她亲热得很，硬要拉我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就安在这公园里的九五图书馆里。我们摆了些闲话，才知道她的丈夫叫谢少安，是刘湘的参谋，在万县驻了几年了。现在刘湘死了，人员都有变动，他要调往重庆，正打算搬家。她住的这个图书馆，原来是个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国的炮艇炮轰万县时酿成的“九五惨案”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现在成了住房。我看了看，这里很宽敞，除了厨房厕所之外，还有四个房间。天井里是个小花圃，种了些菊呀兰的，四面林木扶疏，幽静得很。我想到公园里人来人往，再多的人也不打眼，就随口问道：“你们搬了以后谁来住呀？”
她说：“就是没有人住呢，空起的，陈老师你要是看得起，就过来住吧。我们把房钱都交到明年二月份了，我还有些家具一时也搬不走，正愁没人照看呢。”
就这样，我从广济寺搬到了西山公园，一青也从印刷厂他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屋搬来和我一起住。我的这个新住所，也就成了万县地区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聚会的一个秘密场所。一青和肖中鼎常常带了各种人和我认识。
大家凑到一起，无话不谈，总是说搞武装的事。竹栖和肖中鼎都是军官，手里不用说是能够拉出一批人来的；刘孟伉当年有些旧关系，可以去联系；《万州日报》的主编李春雅，还有一个失掉了关系的红军党员欧阳克明，都说可以动员一批进步的爱国青年来参军……大家觉得就凭借这些人多年来集聚的关系，完全可以组成一支巫山、巫溪、云阳、万县等川东九县的抗日救亡军，不管是和延安联系，还是借雷忠厚的关系，像当年“借路”那样先开上前线再打出我们自己的旗号，都完全是可能的。大家都说肖中鼎是保安司令，好掩护，由他和竹栖分头来负责招兵买马；同时和我一起来对这支人马进行武装训练；有的则因为身上兼有职务，不好出面，就做些暗地的工作；一青和李春雅他们《万州日报》的人负责造舆论作宣传，争取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这一边来。
一个月后，雷忠厚来信了，说队伍已经平安到达安徽安庆，士气高，军纪好，没有逃兵，正等待上面发放给养和武器装备，还随信寄来一千元，说是给我做些准备。另有五百元，请我买些药品，说是有些新兵到那里水土不合，拉肚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曾三姐写信。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说我现在要出川抗日，这一去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有了什么意外，两个孩子就托给她了。等孩子们长大了，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原谅不称职的爸爸和妈妈，做个正正派派的人，才不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心意。我把雷忠厚寄给我的一千元钱也随信给她寄去，作为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请她无论如何不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样他们会受婶娘的气。更何况我们在家乡打了那么多年，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会对孩子斩草除根的。
然后我就和一青一起，到生活书店去买书。这些年来，我虽然也带兵，但都只不过几百人，而且都是在山里坝上打游击，和小股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当团长了，带着上千人和日本人打正规战争，人家用的是飞机大炮，射程好远都不知道，怎么能够打仗。好在当时书店里的书很多，一青也帮我选，买了一些有关作战的书籍，尤其是对前线战况的报导，我半夜半夜地看，总希望能有些帮助。
有时候，肖中鼎也来，半真半假地说：“联诗，早就听说你的枪法好，露一手给我们看看？”于是我们就找个僻静的地方，练打枪。
我说：“好久没摸枪了，说不定都忘了呢，你说吧，打什么？”
肖中鼎气盛，说：“打香火吧。”
我也不推辞，接过肖中鼎递过来的那支二十响，在手里掂了掂，就让人点起香来。自己走到百步之外，一抬手，枪响香灭。大家一阵欢呼。我换了左手，又是一枪，那香火头又灭了。我打得高兴，再走远点，又打。肖中鼎一面看一面直摇头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是怎么练就这一手好枪法的，怎么会左手比右手还打得好啊？”
空下来，我也教一青，把枪拆散了装在布口袋里，一边数着步子走，一边在口袋里摸装，后来就在被窝里，装拆散的冲锋枪。一青笨手笨脚的，一边满头大汗地装，一边说：“诗伯，你当年是怎么练出来的呀？”
是啊，当年在山上，玉璧和夏林他们也是这样教我。我一个大户人家的娇小姐，只凭着一股子争强好胜的脾气，练得手膀子都抬不起来，连玉璧看了都心疼。今天，我又在这里教一青，难道命运注定，我们要这样一代一代地教下去？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两个月过去了，雷忠厚没有信来，坏消息却不断。我们天天看报纸，日军在长江一线来势凶猛，川军在浴血奋战中连连败北；五月中旬，日军已攻占合肥，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直逼安庆；六月十日，日军出动主力部队三千人，并多门重炮和九架飞机助战，向杨森布防的二十公里战线发起了全线进攻；六月二十日，安庆被日军三面包围，日军派出的大批军舰炮轰安庆，两千敌兵在重炮的掩护下登陆，安庆失守……国民党在主战场的节节败退，在国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加上日本侵略者加紧了诱降活动，一时各种汉奸言论纷纷出笼。有人散布“抗战必败”，还有人散布什么应该“全部或局部休战”。当初被逼上抗日战场的蒋介石，此时仿佛才知道日本人的厉害，对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耿耿于怀。不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竟通令全川，禁止组织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