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有个短篇小说，叫做《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小说的副标题，是“高度资本主义前史”。故事非常平淡，讲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当日本将近一半的女人仍然看重“Chu女”身份的时候，两个优秀美丽的年轻人相爱，最终却因为女孩子坚持不能婚前性行为而终止了感情。很多年之后，他们都成了中年，再相遇，女的已经结婚，主动提出要遵守当年的承诺，终于可以和男主角上床。男主角却几乎落荒而逃。男主角说：“我做不出这样的事。”然后去街上找了妓女——可能他愿意和女主角仍然活在六七十年代。
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莫名而滑稽的结尾：“当一切事情结束的时候，国王和他的侍从捧腹大笑。”捧腹大笑也好，荒诞滑稽也好，还是源于一种尴尬。人抱着旧年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却无法融入新时代的羞惭感。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从贫匮社会走来的人、严肃和轻佻、糜丽与纯情，以古怪的姿势对立存在着。我面对着比我小的孩子，知道他们比我更开放、成熟以及随意，也经常产生落荒而逃的冲动，更是羞于详述我所经历的青春，因为耳边也隐约会传来他们的捧腹大笑。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比例失调的世界
我假期回到老家，总是经过我待过三年的幼儿园。隔着栅栏，我看到园子里散落着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积木，跷跷板，生了锈的小轿车，只有一半鼻子的木头马。上课时间，没有人，只有这些死气沉沉又五颜六色的活物。
它们是这么小。十几年前，当时我还只有五岁，在老师的灼灼逼视下被迫与它们做游戏，也忍不住注意到——它们是如此之小。
那时候幼儿园里有个最高级的游戏室，屋子不大，但却是个完整的社会，有银行医院商场警察局，真实的世界被潦草地模仿了，小心翼翼地把内核去除，剩下鲜亮温馨的外壳。这个高级的地方，我们一周只能进去一小时，每次进去都要脱鞋脱衣服，几乎要把全身都扒光，只穿内衣和秋裤。
不许说话。每个人进去之后，都安静而激烈地抢假人道具。所有假人都长得一样，光头红嘴唇，惊惧的大眼睛，肘关节泄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我们只能依靠它们的衣着打扮来分辨它们的身份。
我很难抢到任何假人，而总看着其他人和他们的假人忙碌地生活在一起。假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全是成双成对的，人牵着他们的模拟人，和它快乐大声地对话，给它边扎针边安慰：“疼不疼啊？”给它拷上手铐百般行刑；跟它重复进行甜美有礼的对话：“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我抢不到人，只抢到了一堆道具。我无聊地坐在地上，给自己打针，给自己上手铐，玩弄着满地碎纸，甜美地问自己：“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这个房间老师是不许进的，因为这一个小时是被划在“自由活动”里的。但这是个透明的房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往里看。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却不像人——圆短只穿贴身的内衣裤，像一个个尚在分裂阶段的大细胞，和逼真的大假人无声却夸张地过生活。
我们也知道自己被看着，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好，这是所有孩子最熟练的戏码，一直演了两年，到幼儿园最后阶段，我们都已经长得巨大，还蜷藏着自己的四肢，微缩在这个比例失调的世界里。
这幅景象几乎是所有幼儿园生活的缩影。我们按规定游戏，按剧本表演，按配给活泼，按剂量快乐。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有大人在观赏，也观察着。
童心与人性
把所有幼儿集中起来做游戏，似乎是幼儿教育法的巨大进步。这种做法，其实来源于近代对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幼儿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章法，“学前教育”也是一个劲地学。直到18世纪时，德国一个叫做福禄培尔的人出现。
他很笨，笨到哀伤。他的爸爸教他阅读、书写、算术，却发现他什么也学不会。福禄培尔晚年在自传中申辩道：“我的父亲因为事务太忙而没有时间来教我。”可实际上，是他的学习进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心智，他的继母甚至很认真很认真地担心他的笨会影响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福禄培尔的父亲本来对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决定把福禄培尔送到学校去，然而是送到乡下的女子学校。
那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安静又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识有关的东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如此彬彬有礼——“这一周让我们全神贯注地照顾一棵草”；“请你烹饪出一块小圆饼，注意，要非常圆哦。”
福禄培尔在那里，一下子从智力上的矮子，跃居淑女界的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认，“这所学校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儿童”。他把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结合近代对白痴的治疗研究，再加上对自己因为笨而受鄙视的自怜，开办了近代第一个幼儿园，一个现代幼儿园的模板。
在那里，他把真实社会全部抽离，而摆放着他称之为“恩物”的东西，包括一些立方体，一些小球，还有另外一些立方体。这就是幼儿教育的所有教材，这些无聊的东西隐藏着只有福禄培尔本人才能解释的深刻内涵——什么宇宙运动统一的神意，艺术和科学的分解的本质等。幼儿小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论和讲述，不需要看任何艺术实品，只需要长久地凝望着一堆木头。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贵族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跟在一颗球后面狂跑，心里宽慰地想：“哦，他领悟到所有真谛。”
我则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无危险性无菌的东西同时也是无效的。无论幼儿园怎样去掉任何一点点和现实雷同的元素，真实的、原始的、成熟的、残酷的人性还是会浮现，在大人们移开他们视线的时候。
另一个著名的幼儿教育的实验，来自于自由主义大佬罗素。他兴办幼儿园来自于对传统教育的不满，他反对强制，认为压制会导致仇恨，而是倡导一种“无泪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tears），允许孩子们畅所欲言，允许他们放肆，允许他们管束大人，允许他们把老师叫做傻瓜。
1927年，罗素把理念付诸实践，和妻子兴办起一座“比肯山小学”。关于这所小学有个著名的段子：说某天，当地的教区负责人来到这所学校大门前，一个一丝不挂的小女孩在那里欢迎他，这位先生大惊失色地喊道：“我的上帝！”那个女孩儿把门一关，回他一句：“这儿没有上帝。”
在这所小学，走路时可能听见孩子用很坦率的话说一棵树的形状活像个棒棒。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女孩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婚姻和自由恋爱的问题。
自由却渐渐变成了失控，无泪导致无德。比肯山小学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个学期演一次戏，由每个演员自编自演。罗素发现孩子们“坚持要让每个剧中人物在剧终时死去，但是现在他们常常满足于谋杀案”。
孩子们有些扭曲的、带着恶意的笑脸慢慢浮现，比肯山学校很快就成了一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顽童的收容所。
两个孩子在金雀花丛里点火，一个男孩马上被开除，另外一个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正在从埃及回英国的途中而无法开除，罗素就把她放在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锁起来。这个女孩提出抗议，罗素说：“要是我让你下床，你还会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认：“对，我会这样干的。”于是这个女孩便一直待在床上，直到她妈妈回来。
几年之后，这所学校倒闭。历史上关于教育自由主义原教旨的实验也失败了。
福禄培尔和罗素——甚至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教育者——都有着同样的明知故犯，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童心和人性区别开，甚至放在对立的善恶两面。长大成｜人如此不堪不幸，所以幼儿必定至善至美。儿童被假设拥有一双天使般的赤子之眼，唯一变坏的途径是后天的污染。
人们常常由于讨厌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不加分辨地热爱仰慕往昔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好，在短暂的人生中也好，人总有这种“倒转时钟”的冲动。回到时间的起点，不妨问问：儿童果然是善的么？人性中的恶都是后天习来的么？
史铁生讲过他幼儿园时候的记忆。
“下了课，所有人都一窝蜂去抢幼儿园里的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儿，或者连人带马归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
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