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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岁的伍修权，是湖北武汉人。一九二二年，十四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五年级时，级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翌年，经陈潭秋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十月，伍修权被选送苏联学习，带队的便是杨明斋。在莫斯科，伍修权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样，他既懂俄语，又懂军事知识，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一九三一年回国，带着几块白手绢进入中央苏区。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上面出现字迹——那就是他的介绍信。
王智涛比伍修权年长两岁。他是河北人。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他去苏联留学，在基辅“卡米聂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六年。
王智涛在苏联前后八年，俄语流利，又懂军事科学。一九三一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春天，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另外，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警卫员。
李德进入瑞金，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特别是他一到那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他也为能够抽到“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虽说从未做过面包，但居然也能用面粉、肉酱做成烤肉饼，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
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独立房子”的主人 2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一九三三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
推迟到秋天……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一九一九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二四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后，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一九二九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一九三二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1
李德的到来，使“独立房子”变得热闹起来。这座“三居室”的“独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间，成了会议室。李德到来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在“独立房子”开会，跟李德见面。接到通知后，项英、刘伯承从偏东方向乌石垅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沿田埂走过来，毛泽东从东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机关走出来，博古、张闻天、凯丰则从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走过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就都到了“独立房子”。
博古和张闻天事先提醒过李德，跟毛泽东见面时，如果有谁提及“罗明路线”，要尽量回避，据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他同罗明“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于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一九三二年被弹片打成重伤（应为一九三三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战医院……
会议由项英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移驻瑞金沙洲坝，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关于中革军委移驻瑞金的通令》，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据李德回忆，“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就这样，李德跟毛泽东结识了。毛泽东不懂外语，由博古充当翻译。在场的人当中，除了毛泽东和项英之外，其余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语跟李德交谈。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