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山与平原》）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一九三六年，他二十六岁，就获得清华保送他到英国留学了，就读的是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所以直到现在，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写了二十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英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哈代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他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华罗庚被认为是“剑桥的光荣”！
同是一粒豆 两种前途在
“华罗庚传奇”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不是说他以后就没有可“传”之“奇”，而是在他成名之后的事迹，世人知道已多，他在数学理论上的贡献，以及他把数学应用到生产上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等等，也都已有不少人写了专论和报道文章了。我对数学是门外汉，我也不想人云亦云了。
但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成功，他对培养后进是不遗余力的。他的许多著作，也起了带动后进之功。例如他写了《数论导引》，就引导了陈景润和王元从事数论研究；写了《典型群》，就“带出”了一个万哲先；写了《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又“带出”了陆启鉴和莫升。上述的他这几个学生，如今亦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了。列入数学辞典的“华王法”，就是他和王元在研究“数论方法在数值分析中的应用”的成果。
最后，让我们拿华罗庚自己写的一首诗作结束吧。这首诗是可以概括他的“传奇”的由来的。
同是一粒豆，两种前途在。
阴湿覆盖中，养成豆芽菜。
娇嫩盘中珍，聊供朵颐快。
如或落大地，再润日光晒。
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
春播一斛种，秋收干百袋！
（一九八零年六月）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作者：梁羽生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噑”！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注一】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注二】。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注一： 陈华《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悲悼金师》，《岭南校友第二十期》（岭大广州校友会编）。
注二：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该院成立于一九八零年，金应熙担任副院长。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同时建立了港澳史研究室，开中国大陆“香港学”热潮的先河。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注三】。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注三：与“注二”同。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森编著的一本书名）【注四】。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注四：黄标熊，前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梁秩森是他的助手。他们编著有《香港起飞的奥秘》（一九八七年七月辽宁出版社初版）。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国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注五】《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注五：《香港概论》，杨奇主编，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下卷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e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还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注六】，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注七】，完成其名山事业【注八】。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注六：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宦海飘流二十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注七、注八：简又文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及《大平天国典制通考》于一九五四一五九年间，在其香港祖业“寅圃”完成。列为《猛进书屋丛书》，由“简氏猛进书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号寅初而得名。“猛进书屋”则因简氏藏有隋代名碑“刘猛进碑”而得名。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年），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年）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注九】。
注九：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十二。
其次是信仰不同。简又文是基督徒，金应熙是马列主义者。简又文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传教，人所共知，金应熙在岭南大学，亦是早已以“左倾”闻名。他们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则是另一个问题。
除了这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注十】。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
注十：《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