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 第13部分

注十九：梁羽生《杂写金应熙》，《笔？剑？书》（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页三十三。

最后一件有关他与象棋之事可用广东社科院悼金文中的这一句话来作说明：“他（金应熙）曾表示在晚年实现《中国象棋史》一书写作的夙愿。”
此愿落空，令人伤感！于我，更有特别的感受。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骥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史》卷一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写的。我说：“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形），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盘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金应熙是广州棋会顾问，也曾为《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题字，相信当会看过我这篇文字。他的“夙愿”急于在晚年实现，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触动。但我则更加“兴叹”了。
但金应熙未完的“夙愿”又岂只象棋史，连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的武侠小说，但在二十岁之前，我读的武侠小说其实不多，成为“迷”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何以会写武侠小说？“近因”自是由于罗孚的“催生”，“远因”则是金应熙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不写）。“近因”早已有人写过【注二十】，“远因”就让我自己写吧。

注二十：龙飞立《剑气箫心梁羽生》，《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香港伟青书店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再版）。

记得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初会，那时他刚刚读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我真想告诉他，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并不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是孔孟之徒，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他虽无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关于我的“家庭教育”，我在《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文已有叙述，此处不赘。）
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所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大学时期，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逆反”心理。
但如果没有碰上金应熙，这种“逆反心理”可能还是止于欲望，最少不会这样快就成为武侠迷。
武侠小说属于“俗文学”范畴。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涛比较【注二一】，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均表推崇。金应熙虽无涉及“俗文学”的著述，但他没有“自设”的雅俗之“障”，则是和乃师一样。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这两人都是多产作家，单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还未完成的。要不是后来禁止出版武侠小说，还不知要写到多少集呢。金应熙可真是个标准的武侠小说迷，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他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不但和他借书，且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我们除了谈论小说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属”的文学性，例如《蜀山剑侠传》的回目。

注二一：陈寅恪《论＜再生缘＞》（手抄本，一九五四；香港友联本，一九五九）。

章回小说的回目是讲究平仄对仗的，还珠楼主的回目往往就是一副非常精彩的佳联。限于篇幅，试举几例。
写情的——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
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

写景的——

大地为洪炉，沸石熔砂，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虹飞电舞，再建仙山

这个回目是写“峨嵋开府”（《蜀山剑侠传》中的重头戏）的神仙境界的。仙家景物本来纯属幻想，在他笔下却是极具“动感”，令人有如现场目睹此一“开府工程”。
谈禅的——

弹指悟夙因，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一泓寒月证禅心

这个回目是写高憎天蒙禅师对女弟子（叶缤）略示禅机、恩赐法名一事。书中写：“大师笑道：‘你既虚心下问，可知殿外钟声共是多少声音？’叶缤躬身答道：‘钟声百零八杆，只有一音。’大师又道：‘钟已停摆，此音仍还在否？’叶缤又答道：‘本未停歇，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则甚。’大师笑道：‘你既明白，为何还来问我……’”叶缤因此得名“一音”。“一音”的取义出《维摩经》：“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从这一回书看来，还珠的佛学是宗禅宗的。禅宗要义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它的教学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而常以简洁突兀的问答为教学手段。
陈寅恪佛学之精深，世人皆知。金应熙通梵文，且曾身受其另一业师许地山之薰染，有志于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树【注二二】，是故对于谈禅说偈，自是优为。虽然他是站在马列主义者的立场来谈佛学，但绝非左倾幼稚之辈，对佛学全盘否定。我在少年时代对佛学亦曾略有涉猎，且在“新”、“旧”之间，亦正是处于“彷徨求索”的阶段，所以我们才可以畅言无忌，取得共鸣。武侠小说涉及的方面甚多，金应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识都足以做我的老师，我和他谈武侠小说，比我在课室中听他的课获益还多。

注二二：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我和金应熙共同的爱好，象棋武侠之外，还有诗词。
据说“一九五八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注二三】《全唐诗》总数也不过四万余首，若然，则可能是超过《全唐诗》的半数了（要看“两万多首”的“多”字“上限”何在）。不过，我对此说，亦无怀疑。因为每有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来问他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记得”，尤其“难得”。

注二三：与“注二二”同。

唐代诗人中，他又似乎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著名难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一首《锦瑟》（以起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开头二字作为诗题，实质亦等于是“无题诗”），就不知引起多少注家的争议，有的说是“爱情诗”，有的说是“政治诗”，有的说只是李商隐发牢骚的“自伤之诗”……陈寅恪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晚唐有“牛（牛僧儒）李（李德裕）党争”，李商隐曾得牛党的令狐楚提拔，后来又娶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儿，在当时的党争中是去牛投李，为人非议。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就是这样说的：“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这段话亦可作为陈寅恪对此诗的注释。不仅如此，对后来发生的所谓“金叛师门”一案，亦可提拱不同角度的理解。
由于李商隐诗对金应熙有点特殊意义，故此不辞词费。首先要说的是金应熙的文学观点。
金应熙是非常重视老师的创见的，他讲中国通史，讲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陈寅恪所创的“关陇集团”一词，来分析初唐政治的。讲到李商隐的婚姻关系，也同样将他牵入牛李党争。但在文学观点上，他却不是“索隐派”，而是比较倾向于纯文学的。
纯文学派可以梁启超为代表。粱氏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蓝于《李商隐诗论稿》【注二四】说：“当时并不一定想要传之后世。……李商隐诗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那些腐儒故弄玄虚，不肯从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们当的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断，蓝于亦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在谈无题诗时，也多少受到传说的影响，以为李商隐娶王氏，多少掺杂着在仕途上能够得到王茂元奥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读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觉得这种传说缺乏根据。”蓝于分析了李商隐的一些诗篇，认为是“……不时透露出两人相互爱慕之情。在封建时代，夫妻之间有这样真挚的感情，即使在诗人之中也是少见的。从这一点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为人。尽管王茂元未能提携李商隐，而李与王氏的感情始终如一”。蓝于这本书写于七三年，当时的李义山正被卷入“儒法斗争”之中。

注二四：蓝于《李商隐诗论稿》（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版）。蓝于为香港《大公报》前副总编辑、英文版总编辑李宗瀛之笔名。

对于李义山一些著名的无题诗，应当如何理解，我在岭大的时候，也曾请教过金师。金师说：“我只能告诉你其人其诗的历史背景。怎样理解，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诗词欣赏，本来就含有再创作的成分。”
我想，梁启超说的“李义山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唯其不易懂，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得以享受“再创作”的乐趣。
考证、欣赏，是互相关连的两面，不可偏废。甚至连蓝于说的那些“腐儒”，亦有其存在价值。他们所索之隐，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穿凿附会，只要有一分真的，于历史研究亦有裨益。
陈寅恪的“诗文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