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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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花六照--梁羽生-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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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繁花,香岛难忘编后话。
微醺苦酒,京华犹剩未残棋。

聂绀弩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已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了。当时(一九四零年)他在桂林编《力报》副刊,我刚进桂林中学,给《力报》投稿,蒙他取录,但未见过面。“正式相识”是十年之后的事。他担任香港《文汇报》的总主笔,我编《大公报》的副刊,那时方始经常来往。经常来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嗜好——围棋。围棋一下,往往不能自休,他每天要写一篇《编者的话》,也往往因为下棋耽误,要报馆打电话催他回去写。不过他这《编者的话》却是别具特色的,是杂文式的时论,后来辑成《海外奇谈》、《二鸦杂文》等等在香港出版。
他的杂文师承鲁迅,某年鲁迅忌日,他“以《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其一的题词有句云:“野草浅根花不繁,朝遭践踏暮芟删。”上比的“野草繁花”云云,即反其意而用之,言其将野草式的杂文在香港发扬也。一九六二年我做客京华,他曾挟围棋来访,一局未终,即因临时有事作罢。“微醺苦酒”句出自他的《淡淡的血痕中》题诗,“苦酒微甘酌与人,非醒非醉但微醺。”

补记:聂绀弩这几首吊萧红诗,已于一九八二年编入他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记刘苖如
作者:梁羽生   

学兼中外的才子
日前谈及萧红墓的迁葬,因而想起刘苖如,他也是促成此事的热心人士之一。他去世已经十八年了,我写此文,就当做是对故友的悼念吧。
他是英国留学生,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都很好,德文意文也懂得一点。回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外语系讲师,一九五零年南来香港,从事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新晚报》做翻译,后来担任英文杂志《东方月刊》的总编辑。战后初期,香港一般的报馆翻译,是很少有如他这样的学历和资历的,但他却并无“委屈”之感,工作得十分认真。记得有一部意大利名片《riso amaro》在香港上演,这两个字是“苦米”的意思,他译为“粒粒皆辛苦”,很得圈内人赞赏。
他搞翻译,也写新诗和散文,译作《沉默的美国人》在中国出版,甚获好评。散文集有《书、画、人物》和收辑在《新雨集》中的一辑文字。《新雨集》是叶灵凤、阮朗、李林风、洪膺、夏果、夏炎冰六人的合集。洪膺即刘苖如的笔名。新诗写得较少,似乎也未结果。但他的诗人气质是很浓的,作家舒巷城写过一篇题为《洪膺,你就是诗》的文章,可见他给朋友的观感。
他在担任《东方月刊》总编辑期间,每期都有他用英文写的一篇《编者的话》之类文章。我的英文程度不够谈论它的好坏,但据他的好友韩素音说,他的英文文章是已经有了个人的风格的,文字优美,颇受欧美作家重视。韩素音是用英文写作的女作家,所言当非过誉。中文写作能有个人风格已难,何况是中国人用英文写作。但他并非“倚马可待”那类“才子”,在朋友中他是被叫做“刘慢”的。他写文章,字斟句酌,非到他认为满意,不肯“交货”。

万里长空怅望中
听报馆的朋友说,有一次报馆要刘苖如写一篇有时间性的文章,他迟迟未交,报馆朋友催他,他突然大发脾气,说道:“你们都是才子,我是刘慢,我不写了!”说不写就不写,结果只好由别人代写。从这件事也可见得,他只适宜做“作家”,绝不适宜做稿匠。
他很有点英国绅士派头,平日做事,也是慢条斯理的。按说这样的人应该长寿的,谁也想不到他会短命。
他是因飞机失事死的,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他应阿联邀请,参加阿联建国十周年纪念,飞往开罗,中途失事,机毁人亡,女诗人赵克臻(作家叶灵凤的太太)有挽诗三首,录两首如下:

万里长空怅望中,此行总觉太匆匆。
诗魂今夜归何处?月冷风凄泣断鸿。

旧知新雨笔留痕,笑语樽前意尚温,
云海茫茫尘梦断,却得何处赋招魂。

我也写了一首挽词,调寄“水调歌头”:

长天振鹏翼,万里正扶摇。谁料罡风吹折,异域叹魂飘。天道每多舛误,才命岂真相负,此恨永难消!遗篇犹在目,一展泪萧萧。
惜彭殇,怆往事,把君招。十年相聚,风雨曾经共寂寥。一瞑随尘去后,谁与中流击揖,同破大江潮。愿执钟馗笔,慰你九泉遥。

他有一子二女,儿子刘天均颇能继承他的衣钵,留学加拿大,读“比较文学”,现在温哥华从事中文电视节目的制作。长女刘天梅,某年曾回香港参加香港小姐竞选,现在是一间报馆的广告部经理。次女刘天兰在香港电视台工作,能歌善舞,经常在屏幕出现。

蒙娜?丽莎的眉毛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人赞其笑为“永恒的微笑”,知道的人很多,但你可曾听人谈过蒙娜?丽莎的眉毛?
刘苖如在报上写过一个介绍西方文学艺术的专栏,后来选辑成书,名为《书、画、人物》。其中一篇就是介绍达?芬奇这幅名画的。他在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也谈了她的眉毛。
达?芬奇创作这幅画像是在一五零一到一五零六年之间,刘苖如研究了那个时期意大利的时兴风尚和文学作品中对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描写。他说:“蒙娜?丽莎的眉毛仔细修饰过,这是当时的时兴风尚。她有着一个所谓好门第的女人的风度,那种盛装的肉体的安详。我们可以说这是当时意大利时髦女人的气派,嘴唇开一点点‘在左边,好像你在偷偷地微笑……可别显得有意要这样,一切要出之自然——假如做到适可而止,大大方方的,再加上一点天真的传情,眼睛的某些活动,那就不会是卖弄风骚,乱出风头了。‘这是当时一位作家傅伦莎拉给意大利时髦女人的忠告。” 
他认为“蒙娜?丽莎”的神秘,是一个已经懂得掩饰感情的上流社会女人的神秘。她的神秘处在她的浅笑,那是好些种不同的笑混合在一起的。谈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很多,但谈得像他这样细致的似不多见。
刘苖如对翻译的要求很高,他说:“要翻译,绝不是单单依靠几本或几十几百本字典辞典就行的。还必须熟悉原作中所表现的时代精神、生活方式、文物制度,以及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他遣词,造句和比喻的种种特性。”“如果慌慌张张把一个西洋美人拉过来,给她胡乱披上一身中国衣裳,谁还能够欣赏她的美呢?”
但说句笑话,要是像他这样搞翻译,除非本身经济不成问题,否则恐怕要喝西北风了。


丙辑:诗话书话

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作者:梁羽生   

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就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
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的“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有句老话,“诗无达诂”。李商隐的一首《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释。有人说是政治诗,有人说是爱情诗。龚自珍的“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三首》之一)这两句诗,也有人在问:“这是抒写个人、一辈人、一代人的感觉,还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叹息?”(万尊疑《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但“诗无达诂”,却并非是因为那些诗的“每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
据说法文是最“精确”的文字,因此国际条约多是以法文为准。但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写的《水仙辞》,据说却是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而《水仙辞》的诞生,是被法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是比欧战更重大的事”的。呜呼,诗的“精确”岂易言哉?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的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诵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符合杨振宁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个感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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