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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鲁迅先生〃硬译〃的文艺政策〃印成书籍模样〃了。我读过之后，有两点感想：第一，鲁迅先生的译文还是〃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第二，举我所能了解的来说，文艺政策根本上是一种无益而又不必要的东西。
鲁迅先生的译文难解，是一件事实。这事实的原由，鲁迅先生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过我们。一半是〃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一半是因为〃中国文字本来的缺点〃。其译文之所以难解，还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读者之不肯〃硬着头皮〃读耳！在我自己，我应该承认我是连〃读者〃的资格都没有的，因为我的头皮实在硬得不够能读懂鲁迅先生的译文。兹试录数段译文于后，以质天下之硬头皮者：
〃在给我的信里，――但这也是颇为残酷的信――同志托罗兹基掷过这样的句子来，'你竟误解我到这样么，宛如我们较之自己们，是更尊重他人似的？'诸位同志们今日为止的态度，是还是如此的。而同志瓦浪斯基在这座上，作为我们的反对者，又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对者而出面的时候（这在许多处所，都能够随便证明的），诸位同志们，在这里，是明明白白――有着较之自己，倒在他人的尊敬的〃（一四九页）
这一段是有点〃晦涩〃罢？我所认为难解的是那一句〃较之自己们，倒更尊重他人〃，简直莫名其妙。像这样的译文，不胜枚举。但再举几个短些的例：
〃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斯基上头树起十字架来。〃（一○四――五页）
如何可以在一个人的〃上头〃而〃树起〃一个〃十字架〃来呢？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有注脚。
〃在这里，就重演着那全世界的温暾主义者的态度――〃（二○八页）
〃温暾〃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加注。
〃说是弄着专门家讨伐，以非难我们。说而这是全不明白事情的。〃
〃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固多，然而这一句却不能算是中国文罢？
硬译的成绩我们瞻仰过了，请进而论文艺政策本身。
〃文艺政策〃，谁的文艺政策？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的，这一点首先要交代明白。鲁迅先生认定〃这一部书〃〃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所以才把这一部书硬译出来。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我们看看，当然是不为无益，不过这样的一本书也要挂上〃科学的艺术论〃的招牌，这就不免带有夸大的宣传的意味。译者并未述明他自己对于这个〃文艺政策〃的态度，我们也无须加以推测，但是我们若对这书的内容稍加思索，便可发现目前中国所谓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颇多与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国目前的〃普罗作家〃〃左翼作家〃是与俄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恐怕还是一般人把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当作文艺的圣旨，从而发挥赞扬罢？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作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中国，未必是有益罢？并且以鲁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译笔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罢？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虽然也有十几段，洋洋数千言，其实它的主旨也不过是――
〃无产阶级必须拥护自己的指导底地位，使之坚固，还要加以扩张，……在文艺的领域上的这位置的获得，也应该和这一样，早晚成为事实而出现。〃（二一六页）
这措词的根据还是马克斯主义，还是〃阶级〃云云。俄国共产党的心理，大概是病态的，许是有Ｍonomania罢？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斯。马克斯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斯主义的数学，马克斯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我并不说文艺和政治没有关系，政治也是生活中不能少的一段经验，文艺也常常表现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但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布骤，不是人工勉强的。文艺作品是不能定做的，不是机械的产物。堂堂皇皇的颁布了文艺政策，果然有作家奉行不悖，创为作品吗？政策没有多大关系，作品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东西。第七十九章 关于鲁迅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