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可司显然左右为难，而且很惊慌。他犹豫起来。
“你赶快决定吧，”布朗罗先生十分坚定，神态自若地说，“如果你希望我公开提出指控，将你交付法办——我再说一遍，这条路你并非不清楚，尽管我不难料到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且一想起来就打哆嗦——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不是这样，你请求我网开一面，向那些你深深伤害过的人请求宽恕，就坐到那把椅子上去，一句话也别说，它恭候你已经整整两天了。”
孟可司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明白。他还在犹豫。
“你抓紧时间，”布朗罗先生说道，“我只要说一句，选择的机会就将一去不返。”
那个人依然举棋不定。
“我不喜欢跟人讨价还价，”布朗罗先生说，“再说，我是在维护别人的切身利益，也没有权利那样做。”
“这么说——”孟可司吞吞吐吐，“这么说——就没有折衷的办法了？”
“没有。”
孟可司带着焦急的目光注视着老绅士，在对方的表情中看到的唯有严厉与决心。他走进房间，耸了耸肩，坐下去。
“从外边把门锁上，”布朗罗先生对两名随从说，“听见我摇铃再进来。”
那两人应声退了出去，布朗罗先生和孟可司单独留下来。
“先生，”孟可司摔掉帽子、斗篷，说，“绝妙的招待，这还是我父亲交情最深的朋友。”
“正因为我是你父亲交情最深的朋友，年轻人，”布朗罗先生答道，“正因为我幸福的青年时代的希望与抱负都是与他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与那个和他有同胞血缘关系的可爱的人儿紧紧相连的，她年纪轻轻，就回到上帝那儿去了，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里。因为在那个早晨，他和我一块儿跪在他唯一的姐姐的灵床旁边，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姐姐本来就要成为我的娇妻了——可上天又有了另外的安排。因为从那时起，我这颗凋萎的心就一直拴在他身上，直到他去世，尽管他经受了种种考验，铸成了种种大错。因为我心里充满了旧日的回忆和友谊，甚而一看见你，就会勾起我对他的思念。正因为这种种缘故，直到现在——是的，爱德华·黎福特，直到现在——我还身不由主，对你这样客气，并且因为你辱没了这个姓氏而感到脸红。”
“这跟姓氏有什么相干？”对方过了一会才问道，此前他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激动不已的老绅士，同时顽梗地表示自己莫名其妙。“这个姓氏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布朗罗先生回答，“和你毫不相干，但这也是她的姓氏，尽管时过境迁，我，一个老年人，只要一听到陌生人提起这个姓，我还会像当年一样面热心跳。你改名换姓了，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这一切倒挺不错，”孟可司（这里姑且保留他的化名）沉默了半天才说，他绷着脸，身子满不在乎地摇来摇去，布朗罗先生用手捂着脸，坐在那儿。“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你有一个弟弟，”布朗罗先生打起精神说道，“一个弟弟，我在街上走到你背后，轻轻说了一声他的名字，几乎单凭这一招，你就会沉不住气，紧张兮兮地跟我上这儿来。”
“我没有弟弟，”孟可司回答，“你知道我是独子。你干吗跟我说起什么弟弟来了？这一点你我都清楚。”
“你还是听听的好，有些事我很清楚，而你也许并不知道，”布朗罗先生说，“我自有办法让你产生兴趣。我知道，你那个倒霉的父亲当时还是个孩子，在门阀观念和最龌龊、最狭隘的虚荣心逼迫下结了一门不幸的婚姻，而你又是这门亲事唯一的，也是极不自然的结果。”
“你的话很难听，可我并不计较，”孟可司嘲弄地笑了笑，插嘴说，“你知道情况，这对我也就足够了。”
“可我还了解到，”老绅士继续说道，“那一场阴差阳错的结合带来的是灾难、慢性折磨、无休止的苦恼。我知道那不幸的一对各自套着沉重的枷锁，度日如年，过得是何等的厌倦，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知道，冷冰冰的表面关系是如何变成公开的辱骂，冷淡如何让位于厌恶，厌恶又变成仇恨，仇恨再变成诅咒，直到最后终于把那条响当当的锁链扯断，各奔东西，彼此都带着一截可恨的链条，那一锁链只有死亡才能斩断，两个人都强装出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想的是换一个环境，不让别人看见这个链条。你母亲大功告成，很快就忘掉了。可是过了多少年，那东西仍在你父亲心里生锈、腐烂。”
“对了，他们分居了，”孟可司说道，“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分居了一个时期，”布朗罗先生回答。“你母亲在欧洲大陆纵情享乐，完全把足足小她十岁的年轻丈夫给忘了，而你父亲眼看前途无望，一直在国内徘徊不定，结交了一班新朋友。最低限度，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孟可司说着，将目光转向一边，一只脚在地上打着拍子，摆出一副概不认账的样子。“我不知道。”
“你的态度和你的所作所为一样使我确信，你非但没有忘记这件事，而且始终耿耿于怀，”布朗罗先生回答，“我说的是十五年以前，当时你不过十一岁，而你父亲只有三十一岁——我重复一遍，他奉父命结婚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你是要我重提那些使你父亲的名声蒙上阴影的事情呢，还是不用我说，你自己将真实情况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孟可司答道，“只要你愿意，只管说你的。”
“当时，那班新朋友中，”布朗罗先生说道，“有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他妻子大约半年以前去世了，丢下两个孩子——在早还有几个，但幸而只有两个，都是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九岁姑娘，另一个小丫头只有三两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孟可司问。
“他们住在乡下，”布朗罗先生仿佛没有听见这句插话，“你父亲在仿徨中也到了那一带，在那儿住下来。结果，双方很快就从相识、接近直到产生友谊。你父亲的天赋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们姐弟俩在气度和长相上都很像。老军官对他日益加深了解，也越来越喜欢他了。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就好了。那个大女儿也和父亲一样越来越喜欢他。”
老绅士顿了一下，他见孟可司咬着嘴唇，两眼盯住地板，便立即往下说道：
“到年底，他和那个女儿订下了婚约，订下了庄严的婚约，赢得了那个纯洁无瑕的姑娘的芳心，那是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挚而火热的爱情。”
“你的故事还真够长的。”孟可司烦躁地在椅子上折腾着，说道。
“这个真实的故事充满忧伤、苦难和不幸，年轻人，”布朗罗先生回答，“这类故事通常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个单纯快乐美满的故事，那就很短。后来，你家的一个富贵亲戚过世了，当初就是为了巩固他的利益和地位，拿你父亲当了牺牲品，跟其他人经常碰到的情况一样——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子——为了弥补他一手造成的不幸，他给你父亲留下了他自认为能够消除一切痛苦的灵丹妙药——钱。你父亲必须即刻赶往罗马，那人本来是到罗马去养病，哪知死在那儿了，他的事情顿时一团糟。你父亲去了，在当地得了一种绝症。消息一传到巴黎，你母亲就带着你跟去了，她到的那一天，你父亲就死了，没有留下遗嘱——没有遗嘱——于是全部财产落入你们母子的手中。”
故事讲到这里，孟可司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尽管眼睛没有正对着说话的人。布朗罗先生打住话头，孟可司换了一个姿势，擦了擦发烫的脸和手，一个人骤然间如释重负就是这个样子。
“他出国以前路过伦敦，”布朗罗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的脸，缓缓地说，“他来找过我。”
“这我没听说过。”孟可司插了一句，口气中本想表示此话不可信，却反而表明他更多的是感到一阵不愉快的惊奇。
“他来找过我，留下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幅画像——他亲笔画的一幅肖像——那个可怜的姑娘的肖像，他不愿意把画丢在家里，但旅途匆匆，又没法带在身边。焦虑悔恨之下，他瘦得形销骨立。他心神不定，语无伦次，谈到了他自己造成的祸患与耻辱，向我吐露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全部财产变卖成现钱，只等办好手续，将新近所得的一部分遗产授予你们母子，从此离开英国——我完全估计到了，他不会只身出走——永不回来。我虽然是他的老朋友，我们的情义已经深深植根于这一片大地，这里安葬着一个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最亲爱的人——甚至于对我，他也没有进一步倾吐衷肠，只答应写信，把一切都告诉我，并表示事后还会来看我，作为在世的最后一次，啊！那本身就是最后一次。我没有收到信，也再没有见到他。”
“等到一切都结束了，”布朗罗先生略微顿了一下，说道，“我到他结下那笔孽债的地方去了——我可以用世人通行的说法，因为世间的苛责或是宽厚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两样——我打定主意，如果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也要让那位一时迷途的姑娘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家，找到一颗能够同情她的心。那家人已经在一个星期前搬走了，他们把所有的未偿债务—一结清，哪怕数目不大，有天夜里，一家人离开了那个地方。原因何在，或者说上哪儿去了，谁也说不上来。”
孟可司越发畅快地舒了一口气，带着胜利的微笑回头看了一眼。
“你的弟弟，”布朗罗先生把椅子朝对方挪近了一些，说道，“你的弟弟，是个身体瘦弱，衣衫褴楼，受人鄙视的孩子，一只比机缘更强有力的手推着他来到我面前，我把他从罪恶可耻的生活中救了出来——”
“什么？”孟可司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