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使用，就反映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他们的思维偏重于直观、象形，不可能接受过分抽象的符号。
而中医学从整体上看，它既不直观，也不象形。例如，中医并不是以解剖原型为基础的医学，它的腑脏、经络、气血都与解剖学对不上号，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有人就将中医的这一特点概括为“思维医学”，强调了高度抽象思维在中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让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祖先，去发明一套完全脱离解剖原型的医学理论系统，是不是有点难为人呢？这就如同我们非要让孔子去发明相对论一样，这种作法是否有些霸道？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重新创造历史？
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在公元前800多年的古印度《奥义书》中，存在大量与中医相似的理论成分记载，这一现象使中医理论的形成问题更加复杂化，我们要从一个更大宽广的范围来理解中医的起源。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理由，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中国人不可能发明如此高深的医学，当时的中国人既没有发明中医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发明中医的思维基础。
那么，是否可能印度人首先发明了中医，而传入中国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当时的印度同中国一样没有发明中医的基础，而且从记载中看，《奥义书》中的中医理论，十分破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还处于一个雏形阶段，它远不如《列子·汤问》中反映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实际操作的程度。另一方面，《奥义书》中的医学理论与中医只是相似，并非完全一至，这从印度后来的医疗实践可以证明。
那么，是否中国人发明了中医，而后又传到了印度呢？这种可能也不大。首先中国当时不可能发明中医；其次，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文化交流并不充分，中间隔着青藏高原。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印文化交流出现在公元元年前后，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第三，《奥义书》的成书时间要早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
既然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发明中医学，那么中医究竟是谁发明的呢？
第五节 《易经》对我们的启示
中医起源问题正像我们以上看到的，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至少目前在学术上，还没有任何一家的起源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起源研究的这种尴尬现状在警示着我们：传统起源研究的思路、方法不可取，我们没有必要再为它耗费几百年的时间。中医起源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其中并不排斥大胆的假设和天才的猜测。
好！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究竟面临哪些问题：
1、在历史上，完整中医的出现具有突然性，目前可考的证据就是《黄帝内经》成书前后的一些资料，春秋以前基本找不到任何明确的证据，包括文献、考古、绘画等。如果说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在合理想象的情况下再现，那么中医理论无论如何不可想象。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实呢？
2、在中医体系中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即中草药及治疗方法与理论严重脱节。一方面，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具有原始朴素的特征，让人怀疑它们是经验的累加；另一方面则是无比精深的理论，200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走出它划定的圈子。最直接的证据是，中医有医理学、病理学、治疗学、养生学，就是没有药理学，所有的医书都没有成系统的药理。而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也并没有重建药理学，直到今天依然是空白。
3、我们无法解释中医与解剖学的脱节现象。中国古代有十分发达的解剖学，而中医学整套理论却恰恰不是建立在解剖原型基础之上的，中医五脏虽然名称相同，但与实体解剖的五脏并非一回事。此外，藏象、经络、气血Jing液等，也统统不能在解剖学上得到证实。
4、关于《黄帝内经》的版本及成书形式问题。《内经》是个集纳本，本身并非原版，按道理，应该有许多版本同时存在，但除战国以外，我们在目录中看不到更早的医书，《周礼》等也未记录版本。那么《黄帝内经》的底本或祖本究竟在哪里？此外，《内经》是以问答形式写成的，目前多解释成一种习惯，那么如果《内经》的祖本就是问答的形式，又该怎么理解呢？
以上这些问题，看似互不统属，其实都与中医的起源有关联。一个合理的起源研究，它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系统、越合理，本身就是起源的某种证据。否则单纯地说起源于经验总结或起源于巫医，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入手呢？在没有其它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黄帝内经》本身入手。其中有一个事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关于《易经》的起源及文字特征问题。
《易经》不仅是占卜之书
现代人一般认为《易经》是部卜书，是古代巫师占卜的总结。其理由就是《易经》爻辞中有大量卜辞的特征。例如，《易经》满书都是吉、贞吉、中吉、终吉、元吉、凶、贞凶、终凶、咎、无咎、利、不利等等占卜性语言，这些词语都包含在它的爻辞中，例如：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坤卦六五：黄裳元吉。
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讼卦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
《易经》里这些爻辞与甲骨卜辞很相似，例如：
庚辰卜，贞多鬼梦，不至钻。（《类篡》7448）
贞：亚多鬼梦亡疾四月。（《类篡》7450）
辛酉卜，旅贞，王其田干麦，往来无灾，在十月。（《珠》404）
已未卜，亘贞，逐豕获。（《前》3333）
庚辰卜，争贞，呼王族人。（《文》589）
……
从爻辞与甲骨卜辞的对比中，学者们发现，《易经》在语句上与甲骨卜辞相同，都是判断句，在用词上也与甲骨卜辞相似，故而认定《易经》源于卜辞，它是甲骨卜辞的总结与抽象，甚至是理论化的卜辞。正是从这一点，《易经》对后世的命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学者们的以上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在河南安阳四盘磨探坑中发现大骨三块，内有一块卜骨，横刻三行小字，而且类似的符号也发现于一些陶片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将它看成是中国比甲骨文还要早的一种陶文。后来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三组八卦的标志，但它是数字的，类似后来的阴阳爻。
再比如说，北宋时期在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一件铜器，叫作中方鼎，铭文一共8行55字，在结尾处有两组数字符号“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李学勤先生作过专门研究，依《左传》、《国语》的占卜实例，最后判定，这两组数字实际就是《易经》当中的两个复卦，即《剥》和《比》。
以上发现证明，最早记载数字《易经》大约出现在新石器前期，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易经》与早期文字的出现在同一时代。这样一来，《易经》爻辞有卜辞的特点，毫不奇怪，根本不能作为《易经》是卜书的证据。
为什么呢？单就甲骨卜辞来看，中国文字发明的初期几乎都是这些文字，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为了记录卜辞而发明的，现存的5000多个不重复单字，哪一个都与卜辞有关。而且甲骨卜辞有一定的文字表达格式，包括语法、习惯用词、文风等，这是那时的流行文体，约定俗成。因此，当时不论写什么，即使写一封情书，它的语言、文法也必然会是卜辞式的：“爱你发狂，夜半田头。至，黄裳元吉。不至，贞凶。”
那么，如果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想将《易经》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别无选择，只能用当时的文字，甚至只能用当时的书写语言习惯，包括它的语法、结构、语气。而这些东西因当时为记载卜辞而发明，因此《易经》不能不带有很强的卜辞特点。它是借用了卜辞，而不能说是卜辞的总结。
《易经》有卜辞的特点，但又不是卜辞的总结，这一特征恰恰可以说明：《易经》是被记录下来的。记录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人发明而记录下来；二是从别处得到而记录下来。从种种迹象上看，我们更相信《易经》是从别处得到，而被当时人记录下来的，更确切地说，《易经》是在史前大洪水之后记录下来的史前文明成果。
《易经》为何有许多版本？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易经》也许就是当时人发明而用甲骨文记录下来的，根本不可能是史前文明。但我们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以上的推论，那就是关于《易经》不同版本的爻辞。
中国历史上有三部易书，它们是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西周易《周易》，西周初年这三部易书还同时保留在图书馆里，据当时记载，《连山易》尚存8万字。这三部易书，卦画相同，但爻辞根本不同。现我们对比《连山易》遗爻与今本《周易》的爻辞：
《连山》遗卦“剥”上七爻辞曰：数穷致剥而终吝。
今本《易经》剥卦上九爻辞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连山》遗卦“复”初七爻辞曰：龙潜于神，复以存身，渊兮无畛，操兮无垠。
今本《易经》复卦初九爻辞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连山》遗卦“垢”初八爻辞曰：龙化于虫，或潜于洼，兹孽之牙。
今本《易经》垢卦初六爻辞曰：系于金柅，贞吉。
《连山》遗卦“中孚”初八爻辞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