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忍受的就是巴西人的失败。他们深刻地记住了1982年、1986年以及1990年，在这
些年份里与巴西人对垒的那些家伙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这些家伙令他们的天才蒙
羞，令他们只能悲愤交加地发出“天应巴西”的长叹。1998年的情况或许有些不同，
但他们依然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他们的英雄倒在夺取皇冠的最后一步的路途上，
只差一步。
让我重复一遍，我们不能接受巴西人被摧毁的事实（尽管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可
阻挡地发生），因为巴西人被摧毁意味的其实是历史的被毁灭、记忆的被抹消和文
化的被淹没，意味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遭受到
彻底的窒息。
侥幸的法国人有权利获得这个世界的恭维。尽管这支全世界公认的毫无攻击力
的足球队在决赛时刻是用头而不是脚将足球送进了巴西人的网窝，尽管这种方式本
身便是对足球艺术的亵渎，但功利主义的世界正如此为他们辩解着：上帝站在他们
一边，命运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新秩序是颇为可疑的，也是经不起多加推敲的。更
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古典主义者的身份拒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主义者
的逻辑和思想，我们固执地将目光投向巴西高原，投向下一个四年。在这个夏季酷
热的夜晚，为巴西人哭泣的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灵魂。
悉尼会理想一点吗
四年一度的人类大聚会已在亚特兰大划上它的休止符，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
代表正陆续从新大陆这块土地回归各自的家园。已有无数个细节、无数个事实证明
着这届奥运会的与众不同，仅从197个国家、地区相会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便足以说
明人类的沟通乃至整会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又能够面对真相的话，我们便知道还有着不少的细节和事
实同样证明着这届奥运会的不尽如人意，证明着人类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仅以裁判打分为例，我们便目睹了许多天才的体操运动员被“谋杀”于不公正
的判决中；不少优秀的球类运动员被“绞死”于充满着私心的裁决下，而某些才华
平平的运动员则因了东道主、特殊的民族联合体以及其他等等原因，在裁判的支撑
下而扶摇直上。
倘若说在巴塞罗那、在汉城人们被兴奋剂这个梦魔所困扰的话，那么，在本届
奥运会困扰我们的则是另一种“兴奋剂”——狭隘、功利的民族主义，它是无法以
科学的仪器和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和量化的，它是一种隐蔽的“约翰逊病毒”（假
如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因此，它的毒素就来得更为厉害。
这一切让我们再一次陷于失望之中。因为自从伟大的顾拜旦在百多年以前重新
阐述了古希腊人有关体育、竞技、运动的诸种理念以后，人类在她已有的二十六届
奥运会中，不仅没有彻底恢复古希腊人那份明净的天空，不仅没有再现古爱琴海那
片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蔚蓝，反而不断地被性、暴力、拜金主义、种族情绪和兴奋剂
等等黑雾所笼罩，反而与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日渐疏远。
也许我们过于理想主义，但正是理想主义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下一次奥运会，在
悉尼，这一切会有所改变吗？
让我们期待悉尼。
中年的节制和奔放
对于生活在世俗社会并且遵循着这个社会的基本律令的人们来说，当他们跨过
中年这道门槛时，他们的选择是无一例外的：匀速地运转着生命之轮，精心地保养
着生命机器，安然地度过生命的瓶颈阶段后站在高寿的山岗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
作一个意味深长的鸟瞰。
现在，他们远离了情感的激烈起伏、欲望的致命释放、人性的波峰浪谷，节制
变得理所当然，奔放显得大谬不当，他们渴望获得的是身心的平衡、思想的中庸以
及无情无性无欲无念的人生境界，这能达到他们的终极目标：延年益寿。
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顺理成章。不过，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视角和观点，它们对
上述“无精打采的中年思维”作了最为彻底和果断的反叛。
我举他们——杰克·克鲁亚克、爱伦·金斯堡和威廉·伯鲁斯——为例，虽说
这样的举例并不一定精准。
在这些与众不同的人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作一刻停留的精神姿态，他们自始
至终“滥用着思想和肉体”，从不以安逸、稳健、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来规范和界
定自己，只以全部的激｜情在自我的地狱中作着全程旅行。他们不让自己的灵魂有一
刻安宁，在彻夜的呼啸之中寻觅着生存的根本性意义，即使焦虑、冲突、矛盾、绝
望吞噬并且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们最终都是在中年这个时期倒在了他们无限热爱的大地上，他们没有也不可
能如同凡夫俗子那样去度过平静而又漫长的人生，但他们惊世骇俗的历程却使得各
自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永久的名声。
我想，面向中年的时段，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可以以平庸来换取
岁月的延续，也可以以激｜情来再造一段生命。在内心深处，我选择的是后者。
男人最好少下厨
下厨的男人自有他的动人之处。
在这个千百年来专属于女人游走的地方，他们不慌不忙地踱了进来，随后摆开
阵势，操持起新旧十八般厨房武艺，把玩出一桌绝对不亚于“绿波廊”、“老饭店”
水准的美味佳肴。他们由此而博得了“模范丈夫”的美誉（在那些有心挑起家务重
担却又有意将其卸掉的上海女人眼里），由此而搏得了“时代进步”的象征（在那
些以跳黄昏场作为女权至上理想一部分的上海女人的嘴里）……
总之，下厨的男人差不多搏得了上海大部分女人的赞叹（除了那些一下子融资
可达几个千万或者几个亿的成功女人），他们因此在女人解放的漫长过程中起到了
自己的一份作用，他们也把男人历史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却又游手好闲养尊处优这
一页作了抹消。
然而，我想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下厨的男人成为我们社会
中的一个主流形象，成为这个时代对男人评价的重要标准，事情恐怕就有点不妙了，
因为这样一种形象是对男人的历史本质和现实本质的双重游离。
当他们在七八平方米的厨房间对今天的生活精雕细琢的时候，他们背离了历史
中的男人形象，他们不仅达不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怀激烈，
同样也达不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干云，他们甚至达不到
“冥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凄美、悲凉。
当他们在砂锅、铝锅和搪瓷锅里反复地品尝日常岁月的滋味时，又背离了现实
世界中的男人形象，在他们展露身手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格瓦拉式”的激｜情、
“金斯堡式”的冲动和“克鲁亚克式”的永远“在路上”的勇气。
下厨的男人有的是一个世俗、日常、温暖甚至不免平庸的市民社会需要的那部
分乐趣，这部分乐趣自有它的道理，它们是形而下世界中的镇静剂，但它们不应进
入一座已经拥有世界第三高楼、即将拥有世界第一高楼城市的价值系统，也不应成
为这座城市了民的一个评判尺度。让男人去做他最主要的事情：构建精神和物质的
大厦。间或地，他出现在厨房间，那只是为了变换一下他的生活节奏。他没有必要
在这个地方乐此不疲，更不应该与其打成一片而反复下厨，以致最终把自己变成了
厨房中的一把汤匙、一口锅子和一罐甜得发腻的苹果酱。
至于我们每个家庭的厨房活计，如果我们想得理想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托付给
了不起的比尔·盖茨先生，他和他的微软公司应该为男女彻底平等时代的到来作出
一些贡献。”
女人的“解放”指日难待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而二十一世纪马上到来的时刻，有许多事情让我们充满了
信心，但也有许多事情让我们继续沮丧，其中之一便是今天的女人还远远没有获得
对男权社会而言的自由心态，没有获得自身意义上的真正解放。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社会意义的解放当然早就完成，这是被过去的历史所证实
也被今天的现实所阐述的，我们不是从七十年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格言前进
到了八十年代的“女强人”以及九十年代那些牛毛般密集的“女白领”吗？在上海
这座产生了远东最为壮丽的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昔日的汇丰银行今日的浦发银
行——的城市里，那些在历史中只能充任一个卑贱的小角色的女人们，而今不仅成
为社会的主角，她们中更有不少人以特别的盛气凌人、特别的“嗲”和“作”催生
了“妻管严”这种不幸的上海男人角色，也使得众多的上海小男人“乞讨”于“相
约星期六”而更显其小。
然而，社会意义的解放并不逻辑地决定着女人在经济上或者更精确地说在现代
消费意义上的解放，不断发生的事实——譬如女人在和男性茭往中基本的消费方式
——而言，她们依然更多地纠缠于历史中的形态，而与今天新女性的形象无缘。
让我说得更明确一点。
在我的观察中，蓝领女性是最为放肆地将她们所交往的男性当成一只赤裸裸的
“皮夹子”的一个族群。从快餐店一次简单的进餐到咖啡馆一次较为抒情的约会乃
至在黄河路某家酒店的一次饕餮之嚼，你基本不用想象蓝领女性会有一种主动的买
单行动，她们总是将这些更富于个人尊严的举动出让给她们的男性朋友，并且从不
思考这种出让对她们存在价值有多少损害。我想，她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
与她们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她
们头脑中始终盘踞着的被历史所熏陶而成的卑琐意识：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