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招降的事情，文臣们很高兴，太后很高兴，北匈奴也很高兴，唯独窦宪不高兴，在他看来，这分明是在和他抢功。同时南匈奴也不高兴，南匈奴和北匈奴是死仇，在他们眼里，部落矛盾永远大于民族矛盾。于是，窦宪和南匈奴单于一拍即合，干脆趁着北匈奴接受招降，疏于防范的机会，再打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劳永逸解决北匈奴问题。公元90年七月，汉军与南匈奴两路夹攻，杀入了北匈奴的王庭，疏于防范的北匈奴大军顿时崩溃，匈奴单于的老婆阏氏以及1万5千多人被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使梁讽和班固，此时就奔走在奉命册封北匈奴的路上，他们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地死尸。
从此以后，北匈奴战不能战，降也不能降，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西迁了。公元91年二月，窦宪再次出兵，在金微山（阿尔泰山）包围北匈奴残部，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单于则率领几千人突围北逃。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自此以后，北匈奴开始了悲壮的西迁之路，绕过咸海，向遥远的西方迁徙而去，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4世纪前叶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的祖先，或许在那里继续圆已经在大漠之上破碎的重建匈奴帝国的美梦。一个多世纪后他们出现在欧洲，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第二十五章 汉匈战争的“副作用”——鼠疫
同样是一座荒凉的古城，同样曾经有一个闪亮而伟大的名字——定襄。
就是这个定襄，矗立在蒙古草原茫茫荒漠里的定襄，汉军来过，匈奴军来过，唐军来过，卫青来过，李靖来过，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刀光血影的争锋岁月里，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担负着围墙的责任，在浩浩史册里，它的名号比云中还要响亮。漠北之战，奇袭阴山，汉家赫赫的武功都为这座荒凉的小城所吞吐，千载之后的我们，依旧呼吸着有关它的骄傲。
而被我们埋在心里的，是有关它的悲伤，那被千年史家掩埋掉的悲伤。
所有的悲伤，起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个在无数有关汉朝的电视剧里，让今天的中国人骄傲不已的年份。
那年的全国形势真叫一片大好，桑弘羊的新政搞得如火如荼，铁制农具在全国普遍推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长城外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远程追击作战取得了空前全胜，卫青在漠北打败匈奴单于主力，霍去病大破匈奴左贤王，直追到匈奴人祭天的狼居胥山，两场空前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匈奴人的有生力量，历经数十年的汉匈大战天平，终于彻底倾斜在汉朝这边。这是欢乐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付出了巨大战争伤亡的汉朝，终于可以举起胜利的酒杯。
定襄，是当时汉朝最有资格举起酒杯的，它是汉军北伐匈奴的跳板，汉军的历次远征，都是由定襄出发，也是由定襄归国。它承担着汉军远征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诸多责任，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在辛苦的奉献中熬白了发丝。而今万里长征人已还，勇士、战马、将军，早已投入到定襄温暖的怀抱，在鲜花与掌声间，品味着凯旋的喜悦，一如那一年全中国的光景一样。
封赏，庆祝，葡萄美酒夜光杯，美得很，却无人料到，伴随着北伐大军的回师，一颗颗沉默的哑弹，也已悄然埋进了定襄疲惫的躯体，引爆之日，将是一场持续中国数百年的天崩地裂。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当朝野上下已然沉浸在不世边功的喜悦里时，一封来自定襄的加急奏章，让所有的歌舞戛然而止，定襄瘟疫！
瘟疫，如暴风雨一般的瘟疫，如飓风一样吹灭万家灯火的大瘟疫，如洪水一样，从森严的军营蔓延到都市乡村的大瘟疫，如幽灵一样，刹那间夺去无数人年轻生命的可怕瘟疫。患病者大多高热致喘，短时间内气绝而死，而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也都会离奇的感染病毒，死亡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定襄蔓延，很快又如墨滴在宣纸上化开一般，短时间内，将黑色的恐怖扩散到全国。
这种瘟疫，医学上称为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而在西方历史上，它有一个死神一般的名字——黑死病。
制造死神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这是一场灾难。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能坐视无数人喘息，痛苦地死去，坐视着那比牙买加人跑接力还要迅速的瘟疫传染。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遭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而定襄，正是这场大瘟疫最初的爆发点，在人类第一场细菌战面前，定襄首先承受了惨痛的损失。从汉朝浩如烟海的奏章里翻出定襄地方官的奏报，清晰地写着定襄人口“十之去八”，而医学上公认的第一个大规模爆发瘟疫的地点，就是定襄。
这场大瘟疫，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只手，强硬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深信瘟疫来自匈奴巫师的“蛊毒施法”，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匈奴蛊术的憎恨与恐惧，到达了顶点。正因如此，汉武帝在偏信了“太子蛊案”后，才会用极端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无助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样拯救自己，瘟疫面前，政府不靠谱，医生不靠谱，孔夫子不靠谱，我们该信谁？
所以道教、佛教，乃至各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瘟疫中告诉大家：我才是你的救星。中国人的信仰，受到剧烈的冲击。
伴随瘟疫而起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无数百姓的家破人亡，然后是民乱，暴动，极左时代管这些统统叫“农民起义”，然而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运动，不是进步，是悲剧。
最直接告诉我们悲剧的，是中国的人口数字，汉匈战争开始前，中国的人口到达了历史的最高顶点6000万人，然而到汉武帝过世前，天下却已“户口减半”，除去战争中直接战死的军人，这场细菌战使中国在30年间丧失的人口，仍然高达千万之巨，穿过麻木的史册，延绵至今，仍然足够骇人听闻。
然后就是汉武帝去世，去世前发《轮台诏》，减轻民众负担，停止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就是昭君出塞，汉匈通好，再之后东汉建立，匈奴西逃，边关烽火暂息。
然而瘟疫，还是瘟疫，如一只睡睡醒醒的怪兽，不眠不休，依旧折磨着中华大地。
伤寒病的特点，就是爆发的周期性，每隔50年左右，就要持续性的爆发，更可怕的是，每次爆发，都要产生新的病变，这周期性的折腾，从汉开始到南北朝，百年间始终未停。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人口，直到600多年后的隋文帝时代，才恢复到6000万人，勉强达到了文景盛世时代的数字，这600年间，除去战乱，就是瘟疫的肆虐。与瘟疫相关的，就是暴乱、杀戮，宗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传播。
××地大疫，简单的几个字，今天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考验，恰如几百年之后，相同的瘟疫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样，在那600年间，它也在折磨着我们。
可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这个折磨，当许多拜服在神灵面前的老百姓们企图从神灵那里获得帮助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相信命运的人，他们只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化解这场灾难的钥匙。
钥匙找到了，只有一个字：治！
在这场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再次启动，许多聪明人，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中，在不死不休的求索里，找到了战胜伤寒的办法，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光辉的巨著。他们的贡献，今天还在余荫着我们。
比如东汉的名医张仲景，在他的记录中，他的家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了瘟疫，而伤寒病患者，更是高达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一句“家家有僵死之痛，户户有哀号之声”，掩卷追思，至今让人泪满衣襟。
但是他没有信命，没有像大多数的恐惧者一样匍匐在神灵的脚下，他开始了漫长的求索之路，遍访名医，亲身体验，在经过了无数次临床实践后，一部《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这是中医历史上第一部记载最为全面，方法最为实际的中医论著，是人类战胜伤寒的第一把钥匙。
然后就有了五石散、寒食散等中药的问世，有名的无名的医生，用相同的孜孜不倦的心，倔强地挑战绝症的勇气，实践着“医者父母心”的本分。吃了五石散的贵族们，宽衣大袖，轻飘飘的清谈着生死玄学，吃了五石散的军官们，血脉喷张，攻城拔寨，建立着赫赫功业，吃了五石散的梁武帝，拜服在高高的佛像下，感谢神灵保佑他身体健康，他不知道，保佑他的不是头顶那尊麻木的雕塑，而是身后无数身份卑微、默默无闻的人。
医生在封建社会里不是好工作，上不得大雅之堂。那些年，刘关张的大刀长矛舞得欢，谢安陶渊明的魏晋风度过得悠然悠然，无数有名的无名的医生，却成为那个时代沉默的战士，厚重的，托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
感谢他们吧，正因为有了他们，已是废墟的定襄城，才未成为一座枯城。医者父母心，这话放在今天或许是说教，在那个年头，那些有名的无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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