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和发展。这一切都为张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其次，由于张仲景的士人身份，东汉儒学的发展与士人的特征也是对其影响较大的因素。西汉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其治经的主旨是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到了东汉，古文经学逐渐抬头，强调考据、训诂，讲究严格的推理过程。这种学术流派的变化为学术研究从随意向严谨过渡提供了条件，而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东汉的儒士与西汉的儒士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儒士重学问、轻品德，追求功名利禄，东汉的儒士崇尚节义，忠君爱民，这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再者，张仲景所处地区社会条件相对优越，是其成就的必备条件。南阳郡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在东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郡治宛城是东汉“三都”之一，从经济上说又是工商业的“五都”之一。张衡的《南都赋》形象地说明了宛城和南阳郡的繁华，这种优越的社会环境为张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东汉儒学分为两派，“北学”以郑玄为代表，以深芜著称；“南学”则以司马徽、宋忠以及其学生李仁、尹默、王肃为代表，是以约简见长。“南学”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物皆教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一个影响张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南阳郡遭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这战乱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大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使人们的思想空虚无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都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大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导致人们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后者“事鬼”“人道病，蛰三省”“有病自首其过”，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响医学实践和发展。《三国志·方技传》仅华佗一人为医生，而其他多为术士，如朱建平相术、周宣相梦、管辂卜筮，陈寿在书中称这些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这种社会思潮的逆转对张仲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创建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三，张仲景的医学研究还受制于当时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秦汉时的科技比之后世还较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学手段，精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完整的生物学体系的条件下，张仲景必须用医学理论的完善来突破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足，巧妙运用药物协同配伍弥补单味药物的原始性。这一切都必须在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
其四，受当时医家门户之见的约束。两汉学风最重师承、门派，如五经治学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规、学风乃至严格的师承，向他家学习和创新往往被看作是对师门的背叛。医家的分派虽不可考，但从张仲景“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感叹来看，医学的状况与儒学的相差无几。因此，张仲景进行创新，以及“博采众方”都肯定会受到这种情况的限制。
历代医家多以医见业，以医闻名，张仲景则不然，从流传下来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中，他除了医术高明外，还是一位以才闻名的士人。他有着完整的仕宦经历，所担当的也不是太医令一类与医学有关的官员，而是侍中、太守一类的中央和地方高官。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在医学家中可谓绝无仅有。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批评那些医德小修、医风不正的医生，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的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而他的理论，在后世被不断完善，虽然伤寒疾病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仍然是中国的大害，但不争的事实是，在张仲景的努力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越来越低了。到了隋唐时代，中医已经有了完整的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中国的人口也因此直线上升，后来的中国另一个盛世——大唐盛世，也因此从中受益颇深。
张仲景过世的时间，后来的史家说法很多，有说是公元215年的，也有说是公元219年的。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公元1727年）、“医圣张仲景故里”（公元1900年）。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得比较完整。
第四章 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解密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演义”时代，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信不同的人都能总结出不同的内容来。积极的说法是，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期，改朝换代的时期，军事思想革新的时期；消极的说法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战乱的时期，分裂的时期，灾难深重的时期。然而就后世而言，“三国”对中国历史的一大影响，却是公认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人口锐减的时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始于中国商周时代，但是中国人口的演变趋势，如果画一个图表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反复的曲线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人口大规模减少的时期，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更是这种时期的“加强版”。这段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在前代后世，恐怕都很难找出第二个时代与之相比。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也震惊于三国人口减少的惊人局面，发出了“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的感慨。
但是，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难道仅仅是战争这么简单？这样的人口锐减，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
在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那段时代的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了6000万。然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了，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到了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公元157年，东汉政府曾经清查过全国的户口，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人口是5600多万，略低于汉和帝时代近6000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公元221年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虽然各类史家列出的这时期人口数字出入比较大，但大幅度下降的情景，却是让人震惊的：唐人杜佑《通典》记录，东汉桓灵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中国的人口就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但这时候的中国并没有和平，在这“十无一二”的人口惨景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战，曹操南下平荆州，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收巴蜀，曹操收河西的兼并战。直到公元221年吴蜀彝陵之战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期。这期间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之战，人口的减少可想而知。在“三国”中的魏国建立初期，魏国大臣陈群就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而“三足鼎立”后的具体人口数字，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1年刘禅登基时，人口是90万，到了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94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通计”，中国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537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230万。这样加起来，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超过800万。这还是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后，长期恢复人口生产后才恢复到的数字。甚至在现代，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惊人的结论：史料上的人口数字，依然还是注水的。三国时代中国人口的损失要更大，在《历史不忍细看》中就曾有观点：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了140万。如果这样的话，真可以说是“百不存一”了。
三国人口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