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不仅靠显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剑拼出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击退过北方政权的进攻，也镇压过东晋内部的叛乱，多年以来战功赫赫。桓温16岁的时候，发生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苏俊之乱”，受命镇压叛乱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将韩晃的战斗中。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悲壮拼杀到最后，最终悲壮殉国，其慷慨忠烈，让当时的东晋名士皆为他动容。少年丧父，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悲剧，不过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事后，为了安抚丧父的桓温，东晋皇室将女儿安康公主嫁给了他，16岁的桓温，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忠臣之子的身份，外加驸马爷的特殊地位，年少的桓温，已然迎来了一条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当然，桓温父亲的这段忠烈往事，在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桓温的口实，一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的所作所为，二是因为他做将军后，在战场上，总是缺少一股他父亲决死一搏的胆气。
桓温的发家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东晋选拔官员的主要考评条件，就是他的门第，位高权重的职务，都是要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家族的，像桓温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世袭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对后来南北朝各个政权的衰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桓温所在的时期，还是士族世袭制度的早期，这时候的士族阶层，还属于精英辈出的阶段，桓温，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个。他政治才能开始冒头，始于23岁那年，他受命担任琅琊内史，这是一个地方官，主要任务就是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流民们。一般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头工作，低调做人。这时候的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调，二不干活，反而是大摇大摆地耍大牌，明确地对东晋政府说不，拒绝前往就任，可谓是牛到了极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现代，肯定会遭口诛笔伐，但在当时谁让人家是士族呢？结果，同样是士族出身，且与桓温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温说了好话，他向东晋成帝推荐说：“桓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皇上你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况他是你的女婿，你应该重用他，如果国家有难的话，他一定能成为拯救灾难、匡扶社稷的人。”对虞翼的这番话，晋成帝也同意了，因此，23岁的桓温，得以担任了当时位高权重的徐州刺史。当时的徐州，正面临北方政权的进攻，军事压力特别大，桓温到来之前，当地防守边将的主要办法，就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御，结果连农田也荒芜了。桓温到了以后，认为这样做只能越守越穷，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当地饱受敌人劫掠的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报复打击，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从此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从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却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说到这个曾经举荐桓温的虞翼，对于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我们今天想到世袭把持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可以迅速冒头。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桓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的子孙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意图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比如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7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正式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非同小可，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的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如此重大的职务，却通过这样简单方式得到了。这时期的东晋士族，在政治氛围上，确实也可见其清明向上。
【二】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对北面石勒政权以防御为主，集中力量，消灭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他的奏议一出，立刻使东晋满朝哗然。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的共识，北面的石勒政权，统治区域为平原，从地理角度说更容易攻打；西面的成汉政权，有四川盆地的天险庇护，就是三国时候的刘备，也是费尽心机，耍诈才得以进去的。桓温的这个主张，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对此，桓温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北方的石勒，这时期仍然处于政权的上升阶段，军事力量强大，在统治区域里也很有政治手腕，很会收揽北方民心，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而四川的成汉则不同，这时候的成汉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消灭它的最好机会。虽然出身贵族，但这时候的桓温，已经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东晋大多数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温的奏议，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当年举荐桓温的何充，关键时刻，桓温儿时的另一个朋友，当时的名臣刘炎，坚决地站在了桓温的一边。此时刘炎正得晋安帝的宠信，说话很有分量，他认为桓温的主张是可行的，甚至对晋安帝说“观其蒲博，不必胜，则不为”。他这句话真可谓说到了桓温心里，桓温打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绝对不会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温率领荆州大军，开始了西平成汉政权的战役。在进入四川之后，桓温采取了一种更疯狂的打法，他把军队中所有的老弱兵马，都留在四川外围的彭山县看守辎重，自己亲自挑选了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每个人只带了3天的干粮，以示有进无退之心。在作战之前，他亲自发表演说，并且给士兵们展示，他和士兵们一样，只有3天的干粮，如果打不赢，死就死在一起。这一招果然激得三军士气高涨。战斗打响后，东晋军队大胆突击，从彭山县直接抄小路插入到成都，在成都西南与成汉皇帝李势展开决战，给成汉政权来了个“黑虎掏心”。在之后的成都之战中，成汉军队更被桓温“掏”惨了，这一战打得格外艰苦，成汉军队背水一战，个个奋勇冲锋，急行军3天且粮食已尽的晋军渐渐不支。最危险的时刻，桓温的参军龚户战死，桓温自己的战马也被敌人的弩箭射中，危急之下，桓温换马再战，昂首站在敌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军的死战之心，三军奋勇冲杀，决死一搏的成汉军队，最终倒在了更坚韧的桓温面前。此战成汉军被斩首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东晋军队也伤亡惨重，桓温本人5处受伤，最严重的一处，肩膀被敌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温却若无其事，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在慰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