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文化的勃兴。
在萧子良的西邸之中，聊天的内容，一是文学，二是哲学。文学话题，一般就是指当时的诗词歌赋；哲学话题，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佛学。这时期的南朝，是佛教大兴的时期，杜牧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这个时期的写照。而在文学唱和的过程里，萧子良的西邸之中，有8个最杰出的人物，他们是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8人，这是当时8个最杰出的文学家，号称“竟陵八友”。8个人中，后来最著名的，就是取代齐朝建立梁朝的萧衍，他就是后来的梁武帝。其余的7个人，沈约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其他的几位，也都是当时杰出的文化名人，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出身于不被世家大族所待见的“寒门”。同样经常参加西邸集会的，还有祖冲之这样的科学家，祖冲之还受萧子良的嘱托，帮助他制造了祭祀用的奇器。说这时候的西邸是当时中国最盛大的文化盛宴，那是毫不过分的。
有关西邸的历史典故中，最著名的就是西邸的“辩论赛”。在西邸的饮宴中，来宾们经常就某一个话题展开辩论，这类话题最早是文学话题，后来有了哲学话题，再后来也有了政治话题。比如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就是在这里成就了他的杰出著作《神灭论》，当时的范缜，因为他在地方上的政绩，被邀请到西邸做宾客。他第一次来到西邸，就赶上了这里在讨论“哲学问题”，当时的来宾们大部分都是佛教徒，开始讨论佛教的因果报应，范缜随即起来反驳，用有礼有节的论据，驳得在座的权贵们无话可说。随后一场关于佛教的大讨论就在西邸展开了，之后的十多次西邸饮宴中，权贵们成群结队，轮流和范缜进行辩论。口水战打得热闹，范缜越辩越精神，更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最终完成了震撼整个中国历史的《神灭论》。在当时佛教流行的形势下，范缜这么做显然是离经叛道的，要是放在高度专制的封建王朝，范缜至少也要下个“文字狱”，但在当时，虽然范缜的思想不被大多数权贵们所认同，但他还是得到了最基本的尊重，身为竟陵王的萧子良，也只是托人委婉地劝说范缜改变自己的思想，在遭到范缜严词拒绝之后，反而对他深深敬佩，并没有难为他。后来萧齐灭亡，梁武帝萧衍登基，身为佛教徒的萧衍嫉恨范缜，但最终没有将范缜治罪，只是把他平级调动到了广东。
当时的西邸，佛教话题并不是来宾们争论的唯一话题，更重要的话题，在于国家大政方针上。当时的萧齐，尤其是后期，已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北方一直被南朝看成“蛮夷”的北魏鲜卑政权，在逐步进行各种汉化改革，主动融入汉民族之中，这样的改变，使萧齐也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如果北魏的“正统”地位最终得到认同，那么南朝政权长期以来所具有的政治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别说统一北方，就是南朝政权是否还能存在，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样的局面下，萧齐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作为位高权重的竟陵王，萧子良本人是个和平主义者，终其一生他都在反对草率动武，主张爱惜民力，轻徭薄赋。西邸中最重要的一场争论，就是南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赋税政策，萧子良的主张是废除由商人承包收税的政策，反对用金钱替代实物税，这在当时来看确实是必要的。长期以来，世家大族通过包税等特权，攫取了大量利益，所以，许多士族也激烈反对这个政策，在西邸中，这样的争论一直不断。萧子良通过西邸饮宴的方式，最终说服了世家大族们，萧齐的赋税改革，得以全面推开。
在萧齐的第二个皇帝齐武帝统治时期，萧齐的政局还算稳定，但是在南北朝的力量对比上，萧齐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齐武帝和他父亲一样，崇尚节俭，轻徭薄赋，但是齐武帝也一直盼望着能够北伐北魏，一统山河。在他在位的晚期，北魏孝文帝开始了汉化改革，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界限正日益抹平。对于这一点，齐武帝是很有危机感的，在他人生的最后时期，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整顿军队上，用不断提升武将权力以及训练军队的方法，企图在有生之年发动对北方的北伐。这个时候的西邸，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齐武帝晚年有两次动了北伐的念头，结果都是由于西邸与会的政要们达成了一致，极力反对，北伐最终没有进行。然而萧齐的这段太平，终究只是表面繁荣。齐武帝为人励精图治，但是他一直寄托厚望的长子萧长懋却早于他去世。萧长懋在当时，也是以“贤明”著称的，虽然和他的父亲比起来，有生活奢靡的毛病，但是多年以来，他也曾历任地方官，文官武将都做过，是个极有行政经验的人，而且他还曾多次赈济穷人，优礼文士，在当时很有威望，是齐武帝满意的接班人。
但萧家的贤明，却“事不过三”，在萧长懋去世后，按照排位顺序，应该由次子萧子良接班，但是出于对长子的怀念，齐武帝更倾向于萧长懋的儿子萧昭业。在当时，到底是立二儿子萧子良，还是立孙子萧昭业，齐武帝也曾犹豫，虽然大臣们都倾向于萧子良，但是齐武帝还是决定自己考查一下。萧长懋死后，他去萧长懋家探望，发现萧长懋的儿子萧昭业哭成了泪人，这孩子的孝顺，最终打动了齐武帝，做出了册立萧昭业为太孙的决定，就是这个决定把萧齐送上了绝路。萧昭业即位后，杀戮无数，最终把一度繁华的萧齐，给折腾得改朝换代了。
其实关于萧昭业即位可能出现的问题，齐武帝临终前不是没有考虑，他曾经命令萧子良辅佐萧昭业，没有想到的是，萧子良本人也短命，齐武帝过世后，做为二叔的萧子良，于公元494年亡故，年仅35岁。他的英年早逝，让齐朝政权的天平发生了失衡。萧昭业本人耽于淫乐，大权全都托付给了自己的堂叔萧鸾。这个萧鸾包藏祸心，不但大权独揽，更趁机杀害了萧昭业，自立为帝。之后他发动大清洗，大肆屠杀宗室，萧道成、萧赜两代帝王的子嗣，几乎被他杀光了，大臣也杀得没剩下几个。南齐王朝，居然重演了刘宋末年骨肉相残的悲剧。而相残的结果，也一样成就了外人，身为雍州刺史的萧衍起兵反叛，最后打进建康，取代了只有24年的南齐，建立了梁朝政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南朝已经发生了多次军阀夺权的事情，但是真正由地方军阀起兵击败中央，这却是第一次。
【二】
梁朝取代齐朝，政治上说是改朝换代，政策上说，却是一个延续。
关于这个梁武帝，历史上评价并不高，毕竟他最后的覆灭非常悲惨，还给江南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兵灾。观他在位48年的所作所为，他还是很有建树的，首先一点，就是他继续了南齐萧道成的“宽容”之政，当然，在他手里，更多的是宽容贵族，结果，却是苦了百姓。
梁武帝萧衍是个佛教徒，出身寒门的他，把佛教做为拉拢士大夫的工具。后人说他是个“和尚皇帝”，因为他不但重视佛教，优礼高僧，更重要的是他的“表率作用”，曾经多次出家做和尚。这种行为与其说是虔诚，不如说是一种对世家大族的作秀，毕竟他也是寒门出身，要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就要用一些宗教办法。
梁武帝这个人，其实也有很多“善举”，他和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比，除了都姓萧之外，有两点是一样的：第一是他也很节俭，比如他除了上朝之外，穿的都是布衣，他戴的帽子，洗得都发白了还不换，杯子一用就是两年，祭祀的时候都不用牲口，说是为了省钱；二是他也很勤劳，中国历史中各个皇帝中，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工作狂”。他应该是早晨起得最早的皇帝，五更天就起床批阅奏折，而且也是很刻苦的皇帝，有时候冬天手都冻裂了还在忙工作。吃的也很简单，顿顿饭都是咸菜稀粥，而且他还是个有信仰的皇帝，做皇帝之前，信佛就信得虔诚，称帝之后，更是大力发展佛教。在对待普通老百姓上，萧衍一点也不仁善，梁朝时期，恢复了许多苛刻的刑法，尤其是逃避赋税，在梁朝要处重刑。这时候的梁朝大兴佛事，僧侣日益增多，国家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更日益增大，可以说是用钱如流水。
世人说起梁武帝的错误，都说他晚年偏信北方降将侯景，导致了震动整个南朝的侯景之乱。这场梁朝末期的动乱，至少导致江南20万人口死亡，繁华的江南大地赤地千里，如果不是身在广东的陈霸先，华夏文明很可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一个区区的降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真实的原因是，比起齐朝的休养生息，梁武帝统治南朝的48年，是南朝的国力一点点被消耗殆尽的48年，因为他对整个统治阶层的“宽容”，使梁朝上下贪污成风，腐败日烈，老百姓日益离心离德。更因为他宠信佛教，曾经4次出家为僧，每次都由政府出钱把他“赎”出来，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咄咄怪事。这样一来，不但国家的财富被大量消耗，更让普通南朝百姓对这个汉人政权日益失望。在梁朝的早期，尚还有北方的汉人纷纷迁移南方，逃避北方的异族统治，而到了梁朝的后期，却有大量的南方百姓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到正在大力进行汉化改革的“西魏”政权，这样的局面，也让梁朝的衰弱成为注定的事实。
后来人的观念中，关于梁朝却还有这么个看法，和南齐的灭亡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梁武帝的儿子早死，也许梁朝未来的历史走势并非如此。比起梁武帝在历史上得到的评价不高，他的长子，曾经被他立为太子的昭明太子萧统，却是一位出名的贤明人物。事实上，他也是梁朝时期杰出的文化人物。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个人的文化贡献，更在于他和萧子良一样，是南朝“百家讲坛”的载体。
昭明太子萧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