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来说，吐谷浑是一个必须剪除的现实威胁。
对吐谷浑，杨坚起先的策略就一个——打，在公元582年击退突厥后，就派大将梁元山西征，在尔汗山大败吐谷浑，斩其名王。吐谷浑势力大挫，就在隋军欲乘胜追击时，杨坚却下了班师令，同时派使者招抚吐谷浑。经此一败，吐谷浑见识到了隋朝的军力，因此死心塌地地归顺了隋朝。这以后，隋朝使团西出玉门关，进入西域地带，并修筑了伊吾城。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原王朝的势力再次进入西域。
无论是对突厥还是对吐谷浑，杨坚都采取了一种极其聪明的办法——军事打击，但把打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各周边部族，皆是“打个巴掌给块糖吃”，听话的就给援助，给册封，给荣耀，不听话的就打，打到你听话为止。同时更“以夷制夷”，对突厥分化瓦解，保证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对吐谷浑则在得胜后收手，保证吐谷浑牵制西突厥，在册封启民可汗的同时，又拉拢突厥周边的契丹，牵制强大的突厥人，苦心之下，战乱持续的中国北方，终于被杨坚打出了一个“战略平衡”，契丹、吐谷浑、突厥皆遣使归顺，隋王朝更在西域设立兵站，重新进入西域地区，“威服四夷”的局面，至此开始初现。
当然，还有一个不服的——南陈。
在整顿完内部，打服了北方以后，隋文帝终下决心，发动这场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公元587年，杨坚首先灭掉了盘踞在荆州一带的后梁政权，打掉了南进的障碍。此时南陈正是荒唐皇帝陈后主在位时期，他沉迷诗词创作，常聚一群文士作乐，国家朝政大多荒废。
公元588年，杨坚以晋王杨广为大元帅，着韩擒虎和贺若弼兵分两路大举南征。这次南征，杨坚很重视“宣传工作”，在诏书里历数了陈后主13条大罪，在江南地区广为散发。此时荆州地区也被隋朝占有，南方政权原本可以倚仗的长江天险已经不复存在。陈后主偏偏自己作死，隋朝大兵压境他竟然毫不慌张，说金陵有“王气”，隋朝根本过不了长江。结果短短几天，南方各州县望风披靡，隋朝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南陈国都建康。
此时建康城中尚有兵马十多万，完全可以背城一战，甚至可以做到突围而出，但先前自信有王气的陈后主却吓破了胆，整日只知道躲在深宫里以泪洗面，他本就爱好诗词创作，一生里写的最经典的几首悲情诗，大多出自此时。但写诗救不了他，隋军随后发起强攻，轻易攻破了建康城，陈后主和后妃躲在枯井里，最后被隋军士兵给搜了出来，活活的做了俘虏。公元589年四月，陈后主连同被俘官员200多人被押至北方，至此，自西晋末年开始分裂数百年的中国，终于重归一统。这是隋文帝的不世功勋。
【三】
纵观隋文帝登基后的各类战争，可谓是“大有为”之君，但另一个事实更值得重视：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历朝历代，但凡是开疆拓土，统一天下这种事，多半都是要打仗的，要打仗就必须花钱，打成经济崩溃的也不在少数。而隋文帝创造的奇迹是，他登基时，接下的是北周的国土，刚刚统一北方，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之后又宗室叛乱，突厥犯边，一边打仗一边恢复经济，却平稳过渡，一统四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何实现这个奇迹？这才是隋文帝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比他统一北方，威服四夷更重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隋朝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
说隋文帝的政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改革。
打仗需要钱，不管是统一战争，还是对突厥、吐谷浑的反侵略战争，皆是耗资巨大。在隋文帝之前，北周时代的24年，中国北方几乎年年打仗，内部有跟北齐打，跟南朝打，外部有跟突厥打，跟吐谷浑打，不打的话就要拉拢，和亲、赏赐，样样皆是花钱如流水。
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前，北方从北魏时代开始就实行了均田制，即按照人丁来分配土地和缴纳赋税，但发展到隋朝时，均田制的政策却还处于“粗线条”阶段，杨坚所做的，是将北魏时代开始实行的均田制更加细化，一方面在人丁管理上，设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即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5家为保，5保为闾，4闾为族，分设保长、闾正、族正。从公元585年开始，杨坚又大规模地在全国整理户籍制度，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注明的年龄大小，对天下百姓逐家进行核对。如此一来，就使赋税的征收更加透明细化，扩大了国家财政的税源，改变了在北魏和北周时期可以随意隐瞒户口的现象，偷税漏税的情况很难再发生了。隋文帝能够在强敌环伺的局面下诛灭群雄，统一四海，稳定的税收和丰厚的储备是他成功的基础。
和农业政策调整同时进行的，是河道的疏通。世人皆对隋朝大运河颇多诟病，而事实上，大规模地整修河道，从隋文帝杨坚时代就开始了。早在公元584年，隋王朝就引渭水入潼关，长达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公元587年，又沿着春秋时期夫差开凿的运河故道，打通了南起江都，北至江苏淮安的河道，命名为山阳渎。这两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灌溉良田万亩，因旱灾而闹荒数年的关中平原成为肥沃乐土，江南至北方的运河航线也因此疏通。同时，隋王朝在山西蒲州和安徽寿州也修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并整治盐碱荒田，这些北周和南陈时期的饥荒“重灾区”，皆因此变成土地肥沃的乐土。隋朝农业之发达，正建基于此。
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杨坚还进行了政体改革，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三省六部制”和“取士”，废除了北周时期的“六官”，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内史省有决策权，掌握诏书起草，门下省有审议权，尚书省掌握军政大事。尚书省之下设立礼、吏、兵、度支、刑、工六部，如此种种，皆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的政体雏形。与此同时，隋朝废除了自三国以来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规定全国每州每年要举荐贡士3人，从公元598年开始，隋朝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招贤考试，从此之后，这样的考试方式一直延续，到隋炀帝时正式确立为“进士科”，以“试策取人”。这种颠覆中国门阀社会观念的新考试方法，就是后人所熟知的科举。
与此同时，杨坚还大行“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简化机构，以“并小为大”为原则，废止了自汉朝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改变了自北魏开始的机构冗杂、人浮于事的局面，并废除了汉朝以来地方长官由本地士人担任的旧例，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公元583年，杨坚修订刑法，颁布《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典中的集大成者，该法条目清简，废除了如宫刑、车裂等前朝酷刑，减死罪81条，流放罪154条，堪称“以仁德治国”。诸上成就，不因隋朝短命而被废止，相反却被后世王朝继续传承。
无论隋朝最后的结局怎样，相信隋文帝杨坚在世的时候，一定坚信自己已然开创盛世：隋朝初建时，全国有户410万，到隋炀帝在位时，已激增到890万，全国耕地数目在北魏末期是1900万顷，到隋炀帝登基时，更暴涨到5500万顷，这两项成就，不但远超了之前史家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即使是后来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也难相比，号称“盛唐”的大唐时代，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盛世”时，才达到了隋王朝的这一经济盛况。与之相对应的，是隋王朝仓储的丰厚，隋朝的“官仓”储备连年剧增，到了杨坚在位的末期，竟然“府藏皆满，无所容”。在隋炀帝登基初期，全国的官仓储备，足够国家50年支用。甚至到了唐朝开国时，隋朝设立在关陇、洛阳、并州一带的官仓，其储备物资竟然还没有支用完。这段繁荣的时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之治”，这是一个威服四夷、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时代。
【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庶的时代，却在杨坚身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走向了暴乱和毁灭，这又是为什么呢？
世人皆把隋朝的灭亡，归罪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的“暴政”，然而观杨坚在位，祸根其实早就种下。
杨坚此人，虽因“篡逆”而遭诟病，但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有其为帝之后的善名，比如他躬行节俭，与民休息，比如他修订《开皇律》，减轻刑罚，减免赋税轻徭薄赋。观他一生的履历，却或许可用一个“忍”字。在北周做国公、国舅的时候，就善于夹着尾巴做人，隐忍数年后一朝翻身，登基为帝后，一面大肆诛除北周王室，一面打击周边游牧民族，而他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重在“见好就收”。无论是对大举入犯的突厥，还是对阻塞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都是在初战告捷后即行拉拢，平衡各派势力，保持周边部族的“战略平衡”；对内也是如此，一面精简机构，建立中央集权，一面与民休息，减轻赋税，极力恢复发展经济。但他在位时期，边境边患并未彻底消除，只是暂时的平静，他对均田制的内容进行小修小补，但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带来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在世时，可以全力维持这个国家政权的内外平衡，但在他身后，如果即位之君是个守成之君，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但如果即位之君好大喜功，盲目上马“大功业”，那打破平衡的后果，就是国家的动乱。很不幸，他苦心选出的接班人杨广，却正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章 突厥王朝的兴衰
俗话说，没有对手的英雄是寂寞的，封建王朝也不例外，但凡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总有一个适时出现的外敌，来陪衬其“赫赫武功”。比如汉朝的对手是匈奴，明朝的对手先有蒙古，后有女真，纵观隋唐两朝，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