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1344年开始就反弹了。
在元朝前期，元朝政府曾做了许多恢复经济的工作。比如在中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招募流民。忽必烈在位时期，在中国北方开垦牧场，并将牧场和屯田合二为一，对北方垦荒实行奖励政策。元初的经济曾一度发展很快，但是元朝的农业税却水涨船高。元朝的农业税征收，取自两税法的内容，且实行歧视性的征收方式，南北赋税不同。南方农业税比较重，不同民族之间按照等级划分，赋税的轻重也各不相同。元朝的农业土地税，有丁税和地税，丁税即人丁税，地税即土地税。元朝佃农的丁税，是3石，自耕农的丁税是1石，地税最高5升，最少3升。从表面上看，元朝的农业税并不高。但实施起来却不是这样：元朝农业税的缴纳，随着纸币的发行，开始采用纸币的方式缴纳。但元朝纸币发行日益泛滥，货币一直在贬值，如此一来水涨船高，农民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而另一个事实是，从元太祖忽必烈到元顺帝的至正年间，这短短70年里，元朝的盐税增加了20倍，茶税增加了240倍，商业税增加了10倍。而与此同时，元朝实行“包税”政策，元朝人叫“扑买”，即由商人替佃农代缴税赋，然后佃农再以高利息偿还，其实就是变相的高利贷。忽必烈时期的阿合马，就是做这种事的老手。
在商业税方面，元朝的商业税一直被认为很低，表面看似乎如此，而事实上，元朝的商业税低，只是以不同的名义课税而已。除了商税外，元朝商业税的另一内容是杂课，比如贩茶业有茶课，酒业有酒课，金、银、湖泊、玉、铜、铁、水银、木，皆征收额外的税课，另外还有“额外课”32种，可以说是花样繁多，巧立名目，实在苦了元朝公务员们起名字了。
税收不断严苛，那么元朝政府的经济收支又怎么样呢？
【二】
看看元朝政府的经济收支，可以说更加触目惊心。
比如公元1292年，元王朝财政收入是统钞2978305锭，支出却是3638543锭，属于严重的赤字财政。而后，更出现税赋支付短缺的情况。比如公元1309年，应收岁入400万锭，实际收到的却只有280万锭。计划内的钱收不上来，税赋的增加幅度却日益加大。比如公元1309年和公元1292年相比，元朝的各类杂课，增加了20倍，但是收上来的岁入，却没有相应增加。税收的短缺，税源的匮乏，是元王朝自始至终都面临的问题。
与此同时，元王朝还不得不面临巨大的花费。元朝支出最大的几个项目，一是岁赐，二是创立衙门。元朝的王妃、公主、王公、后妃，皆享有国家的“岁赐”。而且随着成员的繁衍生息不断增多，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同时元王朝的衙门也是“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贵族也享有特权，蒙古人有72种，色目人有30种，单是这些支出，就足够把元王朝的家底掏空。
事实上，从元王朝建立开始，就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但元王朝自始至终，都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增加收入——纸币。
元王朝的纸币，是元朝对整个人类经济的一个贡献。早期的元朝纸币，承袭宋朝的交子，体系相当完善。元朝的纸币，开始于忽必烈在位时候的公元1260年，以丝绸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起初尚且稳定，在元朝建立的早期，起到了稳定恢复经济的作用。但是之后随着元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元朝几乎把纸币当作了唯一的法宝。每次没钱的时候，就大肆地发行纸币。结果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日益贬值。根据《中国经济史》的换算，仅仅是公元1287年的元朝纸币比值，就比公元1260年发行时贬值了五分之四，而公元1287年的纸币，又比元朝1309年的纸币贵5倍。公元1299年，元朝中书省就曾奏报说，国家计划内的财政收入，和实际收到的财政收入，其实差了一倍，不够的那一部分，只能靠增加发行纸币来填补亏空。到了公元1355年，元朝的钞票更加泛滥。当时不但有国家各个阶段发行的钞票混杂，更出现了大量假钞。最搞笑的是，还出现了专门的“画钞”，也就是用笔画出来的钞票，竟然都能在市场上堂而皇之地流通，当然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时候的元朝纸币，已经形同废纸一张了。
而元朝经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元朝从建立开始，保留了许多野蛮落后的制度，比如佃农制度。元朝的佃农形同农奴。在元朝，地主有权随意处死佃户，更可以整家整家地将佃户买卖，佃户的人身关系和家庭关系，都完全从属于主人，这几乎就是从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大倒退。同时元朝的土地兼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元朝的王宫贵族经常掠夺民田，且可以不用任何手续就宣布将民田征用。一个自耕农如果运气不好，自己的地被哪个贵族看上，可能一夜之间就会一无所有。
元朝的手工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元朝极度重视工匠，战争年代，每攻克一个城市，都将当地的工匠集中起来。元朝的官府手工业，主要依靠这些掠夺来的工匠们，他们毫无人身自由，大多都是无偿劳动，只能领得微薄的口粮。因此元朝的手工业品，和宋朝相比，仅以现代出土的文物论，相差何止千万。
与元朝经济相关的，还有发达的海外贸易。在元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外贸易的发达是元朝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元朝中期以后，大量日本倭寇窜犯东南沿海，沿海海路遭到阻遏。为抵制倭寇，元朝曾颁布了禁海令，但禁海的结果，就是市舶司的收入锐减，原本一度是政府岁入大头的市舶司，逐渐陷入萎靡之中。元朝经济，其实从一开始就入不敷出，然后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元末农民大起义，与其说是农民暴动，不如说是国民经济的彻底崩盘。
【三】
元王朝统治的结束，是从公元1355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开始的。起义的由头，是治理黄河的河工们遭到了盘剥，怒火被迅速点燃。而事实上，这次由贾鲁主持的治理黄河工程，是一个牵动元王朝国运的工程。因为比起明末的连年旱灾，元末的特点是连年水灾，特别是在公元1344至公元1355这11年里，黄河泛滥竟高达9次，更重要的是，国家连赈灾的钱都捉襟见肘。比如淮河两岸发大水，大量农民逃荒，元朝当时根本拿不出赈灾粮来，只能拿纸币充数，结果，被灾民们当作废纸一张。元朝灭亡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政权，元朝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彻底完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化的转型。在农业手工业方面，保留着落后的奴隶制度，在工商业方面，却又太过超前，两种矛盾长久交织的结果，就是国家不可收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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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明清卷】
第一章 朱元璋成功的另类奥秘
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沧桑，自然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开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鱼化苍龙的传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开创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为中华五千年出身最贫寒的开国皇帝。成功之神奇，为历代所称颂。而数个世纪以来，一个问题却始终争论不休：他是怎样做到的？
历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实录》的明初大儒董伦感叹：“盖因天命所属，时运眷顾也。”一句“天命”，颇有“君权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张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说“不拘成法”，赞朱元璋，顺便也给自己的改革“贴金”。清朝史学家赵翼评：“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复合型人才”。近现代台湾史学家李光涛则归结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诀：用贤，善学，敢战。时代更迭，后世旁观者清的见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见解，串联起朱元璋的成功史。无数的历史画卷中，被遗忘的却是发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个“盲点”，恰是这个盲点，藏着朱元璋问鼎江山的答案。
【一】
这个盲点，是一次普通的问答，主人公是朱元璋与刘基。背景简单：一个是已占有南京，基业初立，却身处元朝廷、张士诚、陈友谅三强夹缝中，争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红巾义军将领”朱元璋，一个是声名在外的江东大儒，乱世中久历沉浮，经多次邀请方投奔而至，初来乍到的大谋士刘基。
对话的内容很复杂，后世多注意了刘伯温进献的堪比“隆中对”的《时务十八策》，却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个问题以及刘基的回答——义军“九恶”论。
朱元璋的问题是：天下“义军”（红巾军等反元农民军）之所以屡起屡灭，难以成事，其根由在何处？刘基答：所谓“义军”，虽一时兵势浩大，却多难长久，其原因正在于“九恶”。九恶者，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基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这番宏论实在是大胆，彼时的朱元璋虽已是割据一方的吴王，却依然奉红巾军头领“小明王”为正主，所谓“九恶”论其实是当面骂了朱元璋。刘基话音刚落，朱元璋“愤然而起，掷杯怒目”，眼看着，刘基仿佛要人头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间，朱元璋朗声大笑，满面怒气化作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