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四战之地，百姓生存压力较轻，除了早期姜尚节制东方平定叛乱，以及后来与东夷的征战，大多数情况下，承平日久的齐国，在军事战斗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上，都远远不及其他诸侯国。齐襄公时期，通过个人的高压统治政策，振奋了齐国的武备，开始崛起，但政治制度不改，霸业根本无从谈起。齐襄公对待臣下的一贯方式，就是逮着好用的人，就拼命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直到用废为止。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照例这般，他派手下大夫连称、管至父二人戍守和鲁国交界的边地葵丘，行前说好了到时间后派人替换他们两个，可到了规定期限，齐襄公却仿佛忘了这码事。两位想家的官员反复打报告请求调动，齐襄公除了装糊涂，就是打哈哈，还是想把人家用废。这时期的齐国，因为连年参与征战，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齐襄公又拆东墙补西墙，降低了各路宗室的俸禄待遇，包括他的堂弟公孙无知。这位堂弟名字叫“无知”，行为是更无知，竟然一怒要造哥哥的反，并且和那两位驻守葵丘的官员一拍即合。结果，三人发动政变，一举杀掉了齐襄公，狠狠地报了把仇，但报仇报痛快了，麻烦却来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杀了齐襄公谁接班？先是公子无知自立为国君，很快被臣下所杀，偏偏这时期的齐国，竟无人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齐襄公苦苦追求的霸业，非但没“霸”成，却反而让人给“罢”了。
“罢”完了的齐国，局面已乱得不能再乱，够资格继承王位的人，全都不在国内，国都临淄城内，就留着一帮群龙无首的大臣在守株待兔。待的“兔”很简单：能继承王位的人。主要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此时正在鲁国，一个是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此时在莒国。两个人资格差不多，距离首都临淄的距离也差不多，支持的大臣更差不多。接班的关键就是：谁先抢到算谁的。
所以俩人就开始抢了，抢的方式就是比赛跑，谁先回到临淄，谁就继承王位。当时公子纠的条件更便利，他所在的鲁国被齐襄公揍了好多年，吃够了苦，早想着扶持一个和自己要好的人登基，以便为将来牟利。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打的算盘也差不多，但鲁国的实力远远强于莒国。好在齐国的大臣还是很有爱国心的，谁都不愿意看到新国君是鲁国的傀儡，所以齐国的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赶到莒国，明确表示了对公子小白的支持。接着，双方就开始“赛跑”了，争分夺秒地向着临淄城进发。公子纠的谋士管仲，此人不但会赛跑，更会作弊，早早的就在齐国和莒国的边境上埋伏了。公子小白还没进边境，就被管仲一箭射中，惨叫倒地。满以为作弊成功的公子纠，也就不着急了，优哉游哉地在路上磨洋工。谁知道还没走几天，却发现面前布满了齐兵，连护送他回国“赛跑”的鲁国军队，也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原来公子小白当时不过是将计就计假死，转而抄小路回国，“赛跑”成功。转眼之间，齐国政局已经“老母鸡变鸭”，公子小白生米煮成熟饭，大摇大摆登上国君位，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登上国君位的齐桓公，当然没忘了算老账，他先是派兵威逼鲁国，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将管仲收押后送回齐国。谁都以为管仲这下非死不可，可在鲍叔牙的劝告下，齐桓公却摒弃前嫌，反而任命管仲为相。公元前686年，一起开创霸业的君臣，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征程。历史选择了齐桓公，不仅仅因为“赛跑”的胜利，更因为他当机立断的果决，能屈能伸的坚韧，以及不计前嫌的胸怀，这样的英杰人物，才是尊王攘夷事业的真正承担者。
【二】
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但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行政分散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
其次是经济分散。齐国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国君和国家，也同样是那些宗族贵戚。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在渔盐、采矿等支柱产业上，都很难获得丰厚的税收，下面的宗族们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却一分钱都收不上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候不得不靠削减官员以及贵族的俸禄，用以补贴国家开支，因此常常激发变乱。
军事的分散更严重。齐地本身就不是民风彪悍的地区，国家人口虽多，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以及可用于征调的兵源都严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队缺乏训练，安于太平。而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齐国军队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显出来。而齐国的外患相当严重，鲁国虽然已经衰弱，却依然是齐国眼前的威胁，北面更面临虎视眈眈的山戎。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齐桓公争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遥远。
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是基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于齐国大事洞若观火的了解。如果齐桓公仅仅想要做个承平之君，关起门来过安稳日子，那么他鲍叔牙是胜任的，但如果齐桓公要继承兄长的遗志，完成齐国的称霸大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这样成为了齐桓公的上宾。鲁国的囚车刚进齐国，齐桓公就派鲍叔牙来迎接。进了临淄后，连囚服都没换的管仲，就当场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这在当时看来，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说管仲有过“弑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当时也是被鄙视的。他出身低贱，年轻的时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过小买卖，也当过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时代，这样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来非议纷纷。但齐桓公不管，他坚持重用管仲。
在相国位置稳固之后，管仲开始着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决前述的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说起改革的内容，自然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恢复经济等，但关键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国有化”。主要内容就是把冶炼、食盐等原本由私商、贵族经营的产业统统收归国有，垄断其巨额利润。这个时期，齐国创造性地设立了“铁官”，即专门负责冶炼产业的官衙。由政府出钱招募工匠，开采铁矿，用以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此举一举两得，一则国家获得了冶炼业的巨额利润，二则铁器开始推广使用，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又提高了军事科技。这一时期的春秋国家，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青铜器，以铁器武装军队，就是从齐国开始的。另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食盐业，管仲当然也不会放过。齐国设立盐官，负责招募百姓煮盐，并制造船只租赁给百姓，鼓励百姓去深海捕鱼。就这样，盐铁两大产业的控制权，从此牢牢地抓在了齐国国君手里，这等于抓住了齐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传统的赋税改革，管仲也动足了脑筋，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产量高的多交，产量低的少交。在当时的齐国，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贵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实施，既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又把大量的财富从富人手中收到国家的手里。齐桓公的腰包，从此才真正鼓了起来。
管仲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条条都触及到齐国传统贵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个改革的推行却异常顺利，除了有人骂了几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进行经济国有化之前，管仲也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军事改革。
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统治，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齐国的军队，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