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灭刘邦的时候，他战略判断失误的后果再次遭到了报应：已经投靠刘邦的彭越进兵苏北，夺取了睢宁，迫使项羽两次回兵救援，结果，刘邦趁机反攻，再次收复成皋。强攻半年，项羽等于是原地折返跑，白白损失大量兵马，劳而无功。此后，双方以广武山为界相持，谁都不能前进一步。
但刘邦不动可以，项羽不动却是不能。因为常年战乱，楚地生产破坏严重，物资供应能力大大不足，外加驻守江西九江的英布也背叛了项羽，导致项羽后方供应断绝。到了公元前204年十一月，弹尽粮绝的项羽不得不答应和刘邦议和，双方以河南荥阳“鸿沟”为界，罢兵休战。
荥阳议和之后，项羽其实已经失去了争天下的主动权，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为刘邦所有，韩信、彭越、英布3人都已归顺刘邦，之后刘邦册封3人为王，更令其死心塌地效力。以项羽此时的军事力量，丧失良机的他和刘邦争天下是远远不够的。但刘邦想一举平灭项羽却也难，楚军的战斗力原本就高于汉军，楚汉相争多年来，项羽几乎打赢了大多数的野战，主力决战的战役，刘邦更输得一塌糊涂，刘邦只是凭借战略上的高明，以及联合各路诸侯的力量，才能与项羽抗衡。此时项羽北进难，刘邦想彻底平灭项羽同样难，如果项羽策略得当，据楚地而割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项羽的失策，就是对刘邦背盟估计不足。和议之后，项羽随即率军东撤，如果他能平安撤退到他的大本营江东五郡，刘邦将很难再有平定项羽的机会，所以借项羽东撤的机会发动突袭，是消灭项羽的最佳时机。刘邦果然这样做了。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追击项羽至河南固陵。恼火刘邦背盟的项羽再次绝地反击，一场大战，斩杀刘邦军两万多人，杀得刘邦不得不固守待援。这时候，命运的选择再次摆在项羽面前，是继续撤退，还是乘胜追击。恼火刘邦背信弃义的项羽，选择了把刘邦赶尽杀绝。楚军停止撤退，重兵攻打刘邦，刘邦虽然野战稍差，但防御能力尚在，又兼主力尚存，固守不成问题。而这一念之差的选择，注定了项羽命运无法逆转。
固陵之战时，项羽虽然依旧拥兵十多万，但此时楚军粮草供应不上，周围的彭越、英布也早已投靠刘邦，侧翼失去庇护。固陵之战得胜，固然有楚军作战勇猛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韩信、彭越、英布3人对刘邦的封赏不满，故意按兵不动以要挟刘邦，以刘邦的政治智慧，势必会大力笼络3人，换取3人前来增援。一旦如此，滞留在固陵地区的楚军，就会陷入刘邦的全面包围中。而这些，恰是项羽没考虑到的。
果然如此，固陵之战后，韩信从山东南下，占领苏北地区，彭越与刘邦会师，同项羽对峙，英布从淮北出发，占领寿春，项羽部将周殷反叛，北上进击项羽。同时，20万新整编的关中军也增援刘邦，新建立的汉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动，项羽的10万大军，转瞬间陷入了东南西北全面包围之中。固陵之战，项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却换来了永远的失败。
【四】
到了公元前202年十一月，汉军合围项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0万人。重围之下，楚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左冲右突，终于突围到了垓下地区。但此时，项羽位于长江以北的领土已经全部沦陷。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突围回江东五郡，但从当时看，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基本不可能，却还是有可能。此时项羽军队的战斗力仍在，而且，项羽部下的骑兵，是此时中国除了匈奴之外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如果能够集中优势骑兵冲杀出去，采取分段掩护的方式，还是有希望成功突围的。当然这么做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
项羽却选择了另外的方式，即使到了这样的绝地下，他依然相信自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绝路之下，他选择的方式是与汉军决战，即集中精锐部队，主动向汉军发起反扑，争取打垮汉军。如果他的对手是章邯，也许还有些希望，不幸的是，此时他的对手，是“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面对项羽最后的反扑，韩信采取了“十面埋伏”的办法，就是先假装退却，诱引项羽进攻，再四面出击，将项羽的军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他的方略奏效了。绝境下的楚军左突右杀，却始终无法突破汉军的铁壁合围。项羽“破釜沉舟”的结果，就是他最后的10万大军，被汉军消灭4万多人，俘虏2万多人。当然汉军也损失惨重。反扑失败后，项羽率两万残兵苦守垓下，这时候营地周围“四面楚歌”，悲怆的楚歌声中，多年以来意志顽强，战斗力凶悍的楚军，自信心终于被击垮了：家乡已被汉军占领，坚守又有何意义呢？
信心垮塌的结果，就是部队的彻底垮塌。在汉军的总攻下，项羽的爱妾虞姬愤然自刎，悲愤交加的项羽，率800骑兵突围到了乌江，此时身边只剩下20多人。汉军追兵迫近，绝望的项羽，最终拒绝了船夫载他过江东的好意。在乌江边挥剑自尽，演完了人生最后的绝唱。
【五】
“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也许并不知道，他拒绝过江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他拒绝了人生里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
垓下之战，汉军十面埋伏，威风八面，但其实也只剩下一口气了。常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严重，人口锐减。无论垓下之战结果如何，汉军其实也没有多少底气打下去了。何况尚在项羽之手的江东五郡，受战争破坏不大，如果项羽不死，即使不能打回北方，以他为旗帜割据江东自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是这样一来，中国的分裂，也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但是从项羽本人看，做出这样的选择，于他性格而言是再正常不过了。比起刘邦的狡诈，项羽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做事讲究直来直去，比如和宋义有分歧，说杀就杀，怀疑秦国降兵不听话，说坑就坑，哪个诸侯看不顺眼，说打谁就打谁。这是一个从来不弯腰的人。但这样的性格，做朋友可以，争天下却不可，争天下，讲的是能屈能伸，要会妥协，会求全，会忍辱负重。这偏偏是项羽最反感的。随兴所至的结果，就是一次次战略误判，直到最后的灭亡。楚汉相争的结果，不是刘邦幸运，而是性格决定命运。
第二章 匈奴曾这样欺负汉朝
老话说得好：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对于西汉帝国而言，从建国开始，乃至整个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朋友”和“敌人”是经常变的，唯独不变的一个敌人，恐怕就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整个中国北半部的一个阴影——匈奴。
在西汉以前，“匈奴”这个敌人，对于这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就不陌生。战国时期的赵国、燕国、秦国，都曾长期忍受匈奴侵扰之苦。秦始皇发动民力修筑万里长城，其本意也是为了防备匈奴的入侵。事实上，秦始皇修的长城，并不是凭空而建，而是把原先燕国、赵国、秦国3国北方防备匈奴的长城连接起来。从战国群雄争霸到秦末楚汉逐鹿，匈奴与中原的军事冲突也始终未断过。对于以步兵和战车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原军队来说，匈奴骑兵的高速突击与运动战中的骑射，是正中他们“死｜穴”的杀招：笨重的战车与步兵跟不上匈奴骑兵的速度，只能成为人家射杀的猎物。大规模兵团作战中，更容易被人家以避实击虚的方式，在运动战中被消灭。在西汉之前，中原政权曾有过赵国李牧大破匈奴以及秦国蒙恬收复河套的胜仗。但是这两场战役，前者是通过诱敌深入的方式，将匈奴人诱到长城下面，依托坚固城防与战车聚歼，后者则是凭借秦军强大的弩箭装备和战车冲锋，将匈奴人驱逐。但对于匈奴骑兵高速机动的作战方式，依然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原政权来说，修长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这个敌人的实力，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汉之前，中国北方的草原形势，其实是“三足鼎立”的态势。盘踞今天东北地区的，是一大游牧部落“东胡”，而盘踞内蒙古西部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是西北的游牧部落“大月氏”。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3年，当刘邦与项羽为了争天下而打得昏天黑地时，北方的匈奴民族，也在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公元前209年，匈奴王子冒顿杀害父亲头曼，篡夺了匈奴“单于”的位置，随后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先于公元前205年平灭东胡，占领了东北大地，继而又发动了西征，赶走了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不但占有甘肃，更迫使西域国家臣服匈奴。到了西汉建立时期，汉帝国北面的匈奴人，已非秦朝时“不敢南下牧马”的“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在冒顿单于整治下，拥有完备的组织建制，高效统一的作战指挥体系，广袤的国土，空前强大战斗力的游牧帝国。无论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尊王攘夷”，还是秦始皇收河套修长城，都不曾面对过这样强大的对手。
【一】
对于富饶的中原大地，匈奴帝国也是有想法的。冒顿时代，匈奴的“王廷”，已经从原来的阴山迁移到了鄂尔浑河地区，匈奴单于直接控制的区域，正对着中原的河北蔚州地区。而匈奴的左贤王管辖的地区，正对着河北怀来地区，匈奴右贤王的控制区域，正对着陕西榆林地区。早在秦末农民战争时期，匈奴就趁秦帝国主力南下的机会，重新夺取了河套草原。河套丢失的结果，就是定都长安的西汉帝国，脑门上长期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西汉帝国建立初期，匈奴的侵扰日益频繁。而此时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大肆诛灭异姓王的行为，也给了匈奴发动战争的机会。刘邦登基后，对曾帮助他得天下的各路异姓王，采取了打压甚至诛杀的政策。韩信、彭越、英布3位大功臣相继被铲除。北部方面，与匈奴相邻的异姓王，包括燕王卢绾、常山王张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