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决策：刘长3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偌大的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刘长本人也未获死刑，只是被发配到蜀中地区。
虽然小有反弹，但汉文帝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诸侯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地位也遭到了削弱。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掌握了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是：作为诛吕功臣的周勃，在汉文帝早期即位时位高权重，甚至汉文帝即位之前，还专门派使者到京城拜见周勃。可汉文帝登基为帝后，周勃身为丞相，经过汉文帝迁移列侯，掌控军权等政策，其势力大为削弱。后期汉文帝向他问话，偶有答对不当之处，他甚至“汗流浃背”。这时期的汉文帝，才是真正意义的皇帝。
【三】
有关汉文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政绩，史家的赞誉笔不绝书。比如他继续休养生息政策，倡导节俭，多次削减赋税，发展生产。对地方诸侯势力进行遏制，强化中央集权，恩养功臣勋贵，收拢国家权力。同时修订律法，减少苛刻条文，尤其是废除了从西周开始的“肉刑”，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走向了文明化。他治下的西汉王朝，生产得到恢复，国库得到充实，中央威权得到加强，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方面，最少的时候，全国每年断案只有40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著名的“和谐社会”。然而相比之下，他对于整个西汉王朝影响最大的政策，却是两个：一是废除用传制度，二是军事改革。
先说用传制度，这是西汉自汉高祖开始制定的一项重要国策，规定边关要塞以及军事重镇，都要设立关卡，出入关卡需要政府颁发的“传”，即批条，否则不能私自出入。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正式下诏废除了这一政策，从此，西汉官民百姓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商品货物流通日渐繁荣。对于农业日渐复苏的汉帝国来说，用传制度的废除，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更是国民经济腾飞的催化剂。西汉帝国统一局面的巩固，以及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皆与此密切相关。
而另一个史家注意不多的，就是汉文帝时期汉帝国军事的改革。按照一般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王朝建国初期，是国家军队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之后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在战斗力上都会比前代日益退化，而西汉王朝的军队恰恰相反。若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早期刘邦时代的汉军，也难与项羽的楚军相比。汉军战斗力的真正腾飞，正是从汉文帝时代开始。汉文帝时期，是匈奴骚扰西汉边境加剧的时期，汉文帝曾两次组织重兵抗击匈奴，却在匈奴骑兵高速运动的作战方式面前无可奈何。痛定思痛，汉文帝刘恒决心改革军事，发展一支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铁骑。他一面采取“入栗拜爵”的制度，即只要向边地输送军粮，就可以给予爵位赏赐，为国家的边境防御储备军粮。另外也是从他开始，汉朝对匈奴部落进行招抚，购买大量马匹，并招募匈奴人从军为汉朝效力。从此，西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李广等后来威震汉匈战争的名将，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如上种种，皆是后来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战的先声。
但与汉文帝的人生际遇一样，这时期的西汉王朝，依然处在一个“忍耐”的时期。经过汉高祖和吕后时期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虽然有所增强，却仅仅只是恢复而已。同时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也遭遇了瓶颈：国内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遭到制约，农业虽然日益恢复，但人口增加后，土地矛盾也日益激化。这正是汉文帝施政的重要之处，政治方面，通过对勋贵的恩养，对诸侯的削弱，强化了中央的威权；农业方面，通过减免税赋，开放山泽禁区等政策，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缓和土地矛盾。经济起飞的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还处于隐忍阶段，对匈奴，继续接受屈辱的和亲条款，用送女人和钱粮的方式来维持和平。对西南，继续承认南越诸国的割据状态。汉文帝治下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正在“厚积”的中国，它的“薄发”，是汉武帝登基后的事了。
“厚积”时代的薄姬，最终坐上了太后的宝座，但发迹了的她却并未“得志猖狂”。生活方面，贵为太后的她带头节俭，她的日用开支，比吕雉做太后时期竟然缩减了三分之二。对于当年曾经刻薄对待过她的宫人嫔妃们，她不念旧恶，尤其是对那些刘邦时代欺辱过她的宠妃，那些人此时大多生活困顿，老来无依，她反而厚赠钱帛接济恩养。对于帮助过她的吕后，她也格外厚道，曾有大臣建议把吕后开棺鞭尸，并且把刘邦皇陵里“正房皇后”的位置让给薄太后，这些全被她拒绝。史家津津乐道最多的，是汉文帝与薄太后之间的母子情深。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可谓极尽孝道，薄太后有次病重，时间长达3年，汉文帝每天都亲自在床边侍奉，亲手喂水喂药。此种情景，不要说帝王家，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间，也格外难得。但如此孝顺的儿子，却最终走在了母亲前面。公元前157年，56岁的汉文帝刘恒过世，他留下的大汉帝国，已经是一个军力日益强大，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大汉帝国，而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母亲。他临终的遗言有二，一是要妻子窦氏替他为母亲尽孝；二是要求把自己的陵墓以“顶妻背母”的方式安葬，以示对母亲孝顺的歉疚之情。有子孝顺如此，对于“忍”了一辈子的薄太后来说，或许只应了一句话：好人有好报。
第五章 西汉“中央集权”殉难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西汉文景之治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这40年的“黄金时期”里，中国的农业产量，耕地数量，乃至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长治久安，除了短期的诸侯叛乱和匈奴侵扰外，基本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律法宽仁，按照有关历史资料的记录：这时期汉帝国大大小小的仓库里，都堆满了历年征收的钱粮，仓库储备之丰厚，为之前中国历代所未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大为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车，家里只有几匹矮马的，都不好意思牵出门去惹人笑，这等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现代社会里，家家都能开得起宝马奔驰了。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盛世。
但凡盛世，自然英才荟萃，文景时代也是各类人才云集。虽然这时期的中国依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讲究恪守成法，遵循祖先章程，轻易不变更制度，崇尚顺其自然，保守无为，但依然产生了一批继往开来的英杰。军事方面，文景时代最杰出的抵抗匈奴的统帅魏尚，是汉帝国北大门称职的守护者。统帅了平定七国之乱战役的名帅周亚夫，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还包括政治上的英才。在这两代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晁错。
说到晁错，现代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力主削藩，以及被汉景帝当成替罪羊，蒙冤身死的结局。而事实上，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变革来说，晁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功业不止在于削藩一事，他更是“无为而治”下的西汉帝国，进行全面政治军事改革的奠基者。文景之治的全面繁荣，他居功至伟。
【一】
晁错，生于公元前200年，河南禹州人，相对于西汉知识分子多师出一门的状况，年轻时候的晁错所学驳杂。他既跟随西汉法家张恢学习过法家思想，也曾经远赴山东，跟随此时的儒家大师伏生学习过儒家思想。但是在崇尚黄老道家学说的西汉初期，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彼时“不入流”的学问，学这些“不入流”学问的晁错，年轻时也因此在政坛很“不入流”。他最早是凭着学问出名，经过地方上举孝廉，做了长安的太常掌故，是个负责祭祀的小官。这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也有些油水，比如祭祀的财务用度以及摊派分成，总有可以捞钱的地方。但晁错却以“峻直刻深”著称，也就是说为人严苛，大小事情都不肯通融，又兼为官清廉，因此得罪人也不少。他这时期最出名的，就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写祭文的文采，远近闻名，可这点小才华，在西汉王朝里却算不得什么。所以有才又得罪人多的晁错，在这个小位置上，一窝就是数年。
晁错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当时汉王朝需要选派一个人，去山东儒家大师伏生那里学习《尚书》，这是西汉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秦始皇焚书坑儒，连带着把儒家经典《尚书》也坑了。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诸多典籍都失传，尤其是《尚书》，全国精通者，也就剩下这位身在齐地的伏生。虽说这时期儒家不吃香，但毕竟也是文化抢救工作。晁错因其才学，被上司推荐，得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学成归来后，他不但详细地向汉文帝阐述了学习心得，更借儒家典籍的诸多条文，对国家大事阐述了个人的改革见解，尤其是对于汉文帝非常关心的3个问题：农业生产问题，抗击匈奴问题，加强中央集权问题。也正是这件小事，让汉文帝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原先不起眼的年轻人。虽然，晁错的条陈并没有被汉文帝接纳，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太子舍人。也就是彼时身为太子的刘启的老师。
在这个有前途的工作上，晁错的表现很不错，他不但认真完成对太子刘启的教学任务，更借机向刘启灌输儒学思想。此外晁错清正刚直的人品，以及卓越的谋划能力，皆得到了太子刘启的敬重，早在刘启登基前，他就是朝野公认的“太子智囊”。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大事方面，晁错也没闲着。公元前168年，西汉帝国发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