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腰杆子硬，刘濞的实力更硬。当年刘邦之所以册封刘濞，是因为吴国的南边，就是汉帝国册封的异姓王长沙王，再往南，就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南越政权。当时的西汉帝国，长沙国是西汉抵抗南越军队的缓冲地带，而吴国，就是西汉南方防线的要冲。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自然要给予军事上的绝对专权。所以吴王刘濞从刘邦时代就获得了特权，可以借着加强南方防御的名义，大肆扩充军队，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刘濞是不会让权力作废的。多年以来，刘濞不但大肆招募军队，更和吴国南部的东瓯、闽越等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在汉文帝晚期，刘濞境内的军队，总数最多的时候已经到了30万人。这个规模不但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无人可以匹敌，甚至西汉中央军也不占太多优势。有钱有资源又有兵的刘濞，此时已经是西汉帝国的大敌。
而且这个有钱又有兵的刘濞，其本人更是一个和西汉帝国“有梁子”的人，而且这个梁子是不共戴天的——杀子之仇。汉文帝时代，刘濞的儿子“入朝”——也就是以朝见的名义，到西汉中央宫廷来做人质，结果在和当时是太子的刘启下棋时，因为一时口角，两人大打出手，刘启一怒之下，拿着棋盘砸向吴太子的脑袋，竟然一下子把吴太子给砸死了。这娄子可捅大了，刘启本人差点因此被废了太子位。为了掩人耳目，西汉帝国对外说吴太子是感染瘟疫暴病而亡。汉文帝还主动派使者去吴国，宣布给予吴国“免朝”的权力，以及允许吴国私自开铜山铸钱。本想因此按住刘濞，但实际却是割肉喂狼。免朝的权利，让刘濞失去了中央政权对他的控制，他可以安心地在吴国扩充实力；允许他有制货币的权力，更让刘濞解决了招兵买马的财政问题。而且大量的吴国钱币流通入市场，更破坏了中央的财政政策。如此一来，刘濞的力量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但是汉文帝时代，因为政治稳定，外加汉文帝本人又是一位极其有作为的君王，刘濞一时尚不敢轻举妄动。事情的转折，出现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刘濞的“杀子仇人”——汉景帝刘启登基后。
其实在汉景帝刘启登基前后，西汉中央政府与刘濞之间，一直就在互相提防。刘启之所以重用力主削藩的晁错，就因为当年误杀吴太子的事情，对于刘启本人来说是个心理阴影，他知道这个宿仇，早晚会有摊牌的一天。所以最大限度地削弱刘濞的实力，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对于西汉诸侯国，刘启上台后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在打的方面，他启用御史大夫晁错，开始推行对诸侯国全面削藩。公元前155年，“削藩令”正式通告全国，其中削藩的重点打击对象，就是吴王刘濞。第一轮被削藩的诸侯中，包括楚王、赵王以及吴王。其中吴王刘濞被削夺的封地，包括拥有当时全国最大铜山的彰郡，以及人口最多，作为吴国兵源的吴郡。这两个郡县被剥夺，等于先夺走了刘濞的钱，又夺走了刘濞的兵。但是刘濞的准备却是细致的，早在汉文帝晚期，他就已经和各路诸侯王串联，尤其是他和楚王一脉早就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战略同盟。当时的楚王，拥有城池40多座，楚国的国土，基本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楚国虽然没有吴国富庶，但地盘广大，人口众多，且山越部落林立。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楚国最多的时候可以招募到百万大军，其作战潜力极其巨大。楚国和吴国之所以结盟，除了因为削藩动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更因为两家血缘上的亲近。和其他诸侯国都是刘邦直系子孙后代不同的是，楚国和吴国，都是作为刘邦的侄儿获得诸侯身份的。在刘姓宗族中，他们更多的属于旁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走到一起。
而在叛乱的准备上，刘濞的另一个举动，就是联络齐国。其实在原本的分封中，齐国才是诸侯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齐国的城池有70多座，而且齐国是当时整个汉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其财政储备和粮食储备，都是各诸侯国中最好的。对于齐国的强大力量，汉帝国早在汉文帝时候就产生警觉，将其国土分而治之。到了汉景帝刘启在位的时候，齐国的疆界，已经划归了胶西王、齐王、济南王、济北王、淄川王等各路诸侯，实力已经分散。但是刘濞善于抓重点。当时的齐地，实力最强大的就是胶西王刘卯。此人的地盘在整个齐地是最大的，齐地的70座城池，他自己就占有了30多座。史载当时“齐人皆畏之”。刘卯的城池虽然不如刘濞多，但其属地土地富庶。其本人又性格彪悍凶残，是诸侯中的一方雄杰。对这样的人物，刘濞自然极力拉拢。他最打动刘卯的，就是和刘卯相约推翻汉帝国后“平分天下”。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是因为刘卯所处的战略位置重要，一旦刘卯从侧面出击，那么西汉帝国就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而且占西汉帝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齐地沦陷，也将从此令西汉帝国财政“断奶”。除了刘卯外，刘濞先后串联的，一共有14个诸侯王，如果以国土面积论，这时候和刘濞结成“统一战线”的诸侯，其地盘已经远远大于汉帝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实力的对比，已然本末倒置。
对于有可能发生的变乱，汉景帝刘启也做出了应对，一是往各路诸侯国派驻中央官员以及巡查御使，这些人的存在，使中央可以及时掌握诸侯国的动向；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加紧分化拉拢诸侯国。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国中，还有8个诸侯国是坚决站在汉帝国中央一边的，包括梁王、代王、河间王、临江王、淮阳王、汝南王、广川王和长沙国。这8个诸侯国之所以支持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央的削藩政策，而是他们的血缘与汉景帝刘启太近，其中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代王是汉景帝的亲侄，其余的六个王爷，都是汉景帝的儿子。对于他们来说，削藩固然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吴王刘濞夺权，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他们也只有把自己捆绑在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战车上。这8个诸侯国数目虽然多，实力却极其有限，除了梁王刘武之外，其他人实力都很弱小，根本无力和吴王、楚王、胶西王这样的豪强抗衡。所以汉景帝刘启着力拉拢的就是梁王刘武，他给予了刘武大量经济和武力支持，并且帮助他重新修缮梁国重镇睢阳的城池。这一步十分重要，梁国的边境和吴楚接壤，一旦战争爆发，吴楚联军的主力势必会集中攻打梁王的属地，一旦梁国沦陷，那么长安的门户函谷关就将直接暴露在叛军的眼皮子底下，到时候局面就非常糟糕了。
公元前154年正月，刘启发布削藩令，诏书送到吴国，吴王刘濞随即决定造反。这场造反他已经准备了几十年，此时水到渠成。刘濞立刻诛杀境内所有的汉帝国高官，下令全国动员，其境内15岁以上，62岁以下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应征从军。与此同时，楚王也起兵响应，杀掉境内的汉朝官员，在广陵与刘濞会师，当时的吴楚联军，其总数已经超过了50万人。而且在实力强大的同时，刘濞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好，他把造反的口号定为“清君侧，诛晁错”，即宣布自己并不是要夺皇位，而是要诛杀力主削藩的“奸臣”晁错。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沸反盈天。
当时的局面，对于汉帝国是非常不利的。暴乱发生后，早就与刘濞串通的胶西王刘卯也起兵作乱，加上齐地当地的淄川王、济南王、胶东王，以及北方的赵王，一共有7个诸侯国参与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这七个叛乱的国家，都是诸侯中实力非常强大者，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比如赵王，他的位置地处防御匈奴的要冲，更和匈奴挂上了联系，齐地三王的叛乱，也让西汉帝国失去了平叛所需要的钱粮赋税。这样一来，汉帝国是既失去了战略优势，更失去了财政优势，中央的名义，只有一个空架子。就在汉帝国准备平叛战争的时候，和汉帝国一直有“和亲”关系的匈奴也频频动作，他们频繁的集结大军侵扰汉帝国北方边境，所以汉帝国最精锐的边防骑兵部队，一时难以调集南下平叛。在叛乱的初期，汉帝国可以投入平叛战争的机动军队，竟然只有不到10万人，这个数量，比起声势浩大的吴楚50万叛军，自然是大为不如。
所以在叛乱发生后，西汉帝国败绩连连。在南线上，吴楚联军长驱直入，西汉帝国本来在梁国设立的防线，才打了没几天就土崩瓦解。双方在赤壁交兵，梁国军队被杀伤数万人，主力一战尽失，无奈之下，梁国只能退守睢阳城坚守。这已经是到了绝路上，一旦睢阳被叛军攻破，那么函谷关以南将再无险要位置可守，叛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函谷关。在齐地方面，倒是传来了对西汉帝国有利的消息：齐王在本来参与叛乱的情况下，因为担心事情不成而反悔，反而和胶西王等人打了起来，这样齐地叛军之间首先陷入了内战，暂时无暇东进。齐王之所以变卦，关键在于此时的齐王刘将闾原本是齐王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的拼命阻挠，也让齐王最终变卦。之后，齐王死守临淄城，与齐地叛军相持，使山东的战火，暂时没有蔓延到汉帝国直属区域内。与此同时，刘濞所串联的13个诸侯王里，淮南王和济北王的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这些临阵变卦的诸侯，虽然在叛乱势力中处于弱势，但是他们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他们的倒戈，汉帝国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平叛方略。
说到汉帝国的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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