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与迫害，但是世俗的流言与压力依然成为文明前进的阻力。这也注定了张衡的人生将在打击和嘲笑中度过。儒生们称他为“妖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把他作为“奇人”。其实人类从没有妖，所谓的妖人只因为他们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眼光和发现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过程里，在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前，我们也一样可以发现如张衡一样流光溢彩的姓名。在古代的世界，作为一个科学家，生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公元2世纪的东汉，古罗马的老爷们正在斗兽场上无所事事，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是野蛮人的天下，德国人和英国人还是一些茹毛饮血的游牧部族。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东方，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全文明的封建制国家，驿路四通八达，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足够养活数家欧洲人口，高度统一的集权制国家，人口近百万的大型城市。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如天堂一样的生活，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那同样是一个群星闪烁的时代，《九章算术》开启了人类走向数学大门的钥匙，勾股定理的问世影响了未来生活从天文到建筑的各个方面。纺织机的广泛推广使丝绸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物品，并成为西方人眼里上帝的杰作。当今天的人们批判着儒家的保守与偏执的时候，我们恰恰忽略了，儒家最基本的精神是它的包容性，可以允许批判，可以允许争论，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会造成思想的杀戮，中国古代科学正是成长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里的。而这对于张衡也是莫大的幸运，如果他生在古希腊，会像苏格拉底一样走上审判台，如果他生在古罗马，会如布鲁诺一样走向火刑架，自由科学的氛围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缔造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是中华文明长久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里，其祖父张堪曾是抵抗匈奴的名将，也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可以如世家子弟一样，终日以饮酒和歌舞为乐，到规定的年龄去承袭一份闲散的官职。他也可以做一位云游山水的诗人，就像他青年时代一样，《二京赋》《南都赋》等作品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如果当初他选择的是文学而非科学，也许今天他在国人中的名气会大很多，至少他会像司马相如一样，其故事会被无数的民间戏曲改编，今天也会被无数的影视作品戏说，他的形象会被一干当红小生们反复的扮演，从而捧红无数的影视新人。在中国，做才子往往要比做学者轻松得多，名声也大得多。他也试图这样做过，从16岁开始，他离开了生养他的故乡，踏上了求学的路途。当与他同年龄的世家子弟正沉溺在女人的温柔乡中，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这或许与他的家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提到古代的名门望族，总会想到大宅门里的纨绔子弟，或者是青楼下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而在张衡的家庭里，刻苦和严谨是祖传的家训，当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在天下承平的光景中渐渐走向腐化时，张衡的祖父张堪依然保持着贫苦出身的朴素本质。我记得《数星星的孩子》里那位为张衡讲述宇宙奥秘的爷爷的形象，我宁可相信这不是文学的杜撰，因为一个人最初的品格和修养都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张衡就这样自主地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16岁，当今天的孩子们正坐在明媚的教室学习，或许正沉迷于网络游戏和QQ聊天的时候，张衡已经走遍了万水千山。著名的《二京赋》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那华丽的词汇，那超人的想象以及那热血燃烧的情怀，让人很难想象该作出自一位未及弱冠的少年之手。然而生活并不是按照想象顺延下去的，生活充满了种种的意外。在洛阳的太学里，张衡结识了著名天文学家崔瑗，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这是他人生里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任何一部史书都没有做过交代，但是我想，这或许正与他童年时数星星的梦想有关，童年的蒙昧从这一刻起终于有了确定的答案，他注定要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一门崭新的学问，命运的轨迹在经过了多年的轮转以后，终于又回到童年的起点，从少年时代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将注定为探索宇宙奥秘而燃烧。
从公元100年张衡接受邀请，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开始，到公元115年，张衡出任太史令职务，这15年时间是张衡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期，或许也可以被看作他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日间清茶一杯，促膝论道，夜间红烛一盏，苦读《太玄经》，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前人深刻的学问也赋予了他求索的勇气。那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里，年轻的张衡会再一次仰望天空的繁星么？“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虔诚的诗歌今天依然唱响在我们的心中，张衡用这般华丽的文字书写了心路的历程，他的人生轨迹永远都好似一个大大的圆，从数星星的孩子到诗人，再到一位天文学家，从洛阳到河间，再到故乡南阳美丽的村庄，终点回到起点的轮回里，脚步走过万水千山，心中的感悟又有几多？侧身南望涕沾襟，他是为无穷尽的探索道路而流泪，还是为莫测的前程而彷徨？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张衡也同样重复了这样的过程。永初二年，37岁的张衡收拾行装，踏上了去都城洛阳的路途，是汉王朝在等待张衡的到来，还是张衡在等待汉王朝的召唤？无论怎样，当他走进宫闱大门的那一刻起，他也就永远卷入了洪流一般的是非里。他性格刚直，不畏强暴，清廉爱民，这是祖父遗留给他的品格，也是中国清流阶层固有的精神信条。我们今天提到清流，总会想到满清末年，那些拒绝变法和进步的保守大臣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里，清流意味着一种高洁的信念，而非死读教条书的酸腐，清流更代表了做人做事严谨认真的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里关于治学求解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时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封建的礼教和典章尚未完全成型，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尚且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进取精神，一如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与民主精神。先进的士大夫分子们对于民贵君轻思想的坚持，一如1800多年后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坚守一样。倔强的张衡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走进洛阳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他成为了宦官攻击的靶标。在今天人的眼里，学者永远只是学者，政客永远只是政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投身政治洪流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方面必然无法有很高的建树。而事实上，所谓政治，只是被人类人为地赋予了种种黑暗的内容，政治并非全是肮脏，而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张衡在洛阳的多年里，始终是各类政治活动的主角，也是当时清流阶层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在朝堂之上力陈宦官的罪恶，也曾经严词拒绝当权人物对他的收买。而这一切，与他同时成功研究出了水运浑天仪不相矛盾，与他写出了著名的天文论著《灵宪》不相矛盾，知识如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那知识永远只是一纸空文，任何先进的科学思想都需要有先进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否则美好的理想只能在现实里扭曲变形。无论是身为一个政客，还是身为一个学者，张衡都延续了他一贯的品格：对原则的坚持和对操守的坚持。他不迷信权威的学说与学者，也同样不畏惧当朝权贵的淫威。做学问的态度与做人的态度一脉相承，这正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典范。
公元117年，即汉顺帝永初四年，是中国天文历史，同样也是世界天文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张衡研制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水运浑天仪。对于浑天仪，我们今天只能在故宫的遗迹中找到一个模糊的概念，这种古老的仪器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先进成果，而对于浑天仪的真正原理和用途，大多数人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浑天仪得名于中国古代古老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说，从秦汉开始一直存在着盖天说和浑天说两种争议，盖天说是商周时期萌芽诞生的天文学说，其理论为“天圆如地盖，地方如棋局”，即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代表了人类在蒙昧阶段对于宇宙的朦胧认识。与之相对应的是秦汉时期出现的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圆形的壳，天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位于天壳的内部，日月星辰随着天壳而转动。张衡的浑天仪正是以浑天学说为基础制造的，它是一种演示天体运动情况的仪器。浑天仪也并非是张衡的独立发明，而是由西汉科学家落下闳、耿寿晶所创，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运作更为精密的水运浑天仪，它分做内外几层，每层都可以转动，中间有个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轴和球体的接触有两个交点，即天球上的北极和南极。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圈的下面，另一半显露在地平圈上面。在球的表面排列有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球面上还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二者成24度夹角，分列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古代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把圆分成365度，每度又细分成四个小格。球体外面有两个圆圈，一个是地平圈，一个是子午圈，外圈圆周长为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和地平斜交成36度，就是说北极高出地平36度。这是洛阳地区的北极仰角，也是洛阳地区的地理纬度。这架仪器的构造，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张衡巧妙设计了齿轮转动系统把浑天仪和漏壶联系起来，借助漏壶的水流力量推动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这一年，张衡的浑天仪成功演示了洛阳地区星空的运动实况，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