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的原则，是“内辩外攻”。
为什么是“内辩”而不是“内斗”？因为内部问题，说到最后都是自家的问题，将对方斗得越惨，自己受到的拖累也会越大。塞防派虽然已经在行动上大胜海防派，但两派的利益，说白了都是国家利益。中国人内部的事情，除了合作，还是合作。如果内部不合作，左宗棠成了“光杆统帅”。没钱没粮，没法包打天下。
但跟政敌怎么合作？
最好还是用辩驳的手段，从观点上去赢得对手，堵住政敌的嘴，赢来做事机会。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还在千方百计地考虑怎么拆台。
左宗棠既已出征，马上面对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从哪里来？只能从海防派那里来。
左宗棠做过统计，收复新疆，一年需要的白银开支，在800万两左右。但朝廷的国库，早已空虚，每年名义上可拨下500万两，而实际到账只有200万两。
亏欠如此之多，左宗棠只有向朝廷求助。但中国商人哪里凑得齐这笔巨款？左宗棠想到，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有过向洋商借款的办法，他请求朝廷允许自己按照沈葆桢之前筹备海防时的方法，筹借洋款1000万两，每年付洋商8厘利息。
清廷既然充分相信、并且全权委托左宗棠收复新疆，当然不会再打折扣，答应下来。但国家内部钱财已经被贪污腐败掠夺一空，外部存款已经被列强强权压榨干净，政府的钱库里也没有余钱。朝廷只好要沈葆桢“代为筹借”。
不说还好，这下又捅到了旧伤口。
沈葆桢本来是反对塞防的。他再次气愤起来：是你左宗棠要去收复新疆，我一直就没同意过，现在好了，你做事，我借钱。你会帮助自己反对的人，援助自己反对的事情吗？不会。对不住，我也不会。
沈葆桢不但不愿意“代为筹借”，反而又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算起了旧账。他找出新的理由，认为赶紧放弃新疆才是上策。趁现在没开打，放弃还来得及：新疆广袤万里，一二年也平定不了，即使收复，与强俄为邻，今后朝廷麻烦可多了。借洋款要海关担保，海关应接不暇。西陲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也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责各省接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又无可担保了。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这哪能忍心！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逆潮流反对，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与李鸿章私交很深，从同学到同事到同僚，都在一条船上，当然要继续帮李鸿章说话；二是沈葆桢在私利上考虑：只有朝廷同意加强海防，才会重点投入和关注，自己的政绩才可以瞩目，官才越做越大，油水才越来越多，官场网络才越结越广。
沈葆桢当然清楚自己现在怎么做。至于千百年后中国会怎样？天下、国家、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既大又遥远，他为什么要考虑？
沈葆桢这种清廷精英不自觉地混同于平民，国家与社会的希望又见灰暗。
沈葆桢一唱反调，李鸿章马上唱和。为了保证沈葆桢不会“代为筹借”，他马上写信支持，并表明观点：一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二说左宗棠老谋深算，向洋商借款数目巨大，为何自己不出面，却让别人“代为筹借，能不另有所谋？”
李鸿章知道，收复新疆现在已经符合“政治正确”，很难攻倒，他决定到左宗棠个人身上来找理由。“豪举”是典型的皮里阳秋，讽刺语气；“老谋深算”则是躲在左宗棠身后，闻他身上有没有曹操的奸雄气味。
左宗棠已经64岁了，垂垂老年，听到这些攻击，不生气了。他说：要做成一件大好事，怎么能没有人反对？好事多磨么！随别人猜。
根据“内辩”的定位，左宗棠不能将关系搞砸，怎么办？
他决定妥协，主动来缓和与李鸿章们的冲突。上奏折将借洋款的数量，从1000万两缩减为400万两。左宗棠明白，政治上的事情，不能空谈理想，得注重现实；现实筹钱困难，自己就得妥协。对内，左宗棠并不是不妥协的人。
左宗棠这样一心为国家着想，能省则省，委曲求全，没想到慈禧太后不干了。她说：左宗棠真为朝廷着想，也不能太难为他，那400万两也太少了吧？
慈禧一语定音， 1000万两就这样定了下来。关键时候，慈禧还是拿得出气魄。
李鸿章气急败坏，马上找到军机大臣文祥质问：国家财政空虚，海防需大量银子，如今银子被塞防用了，还准左宗棠借洋款，要知道西征是个无底洞，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文祥很简单地回答他：左宗棠不是一个奢侈的人，他每天都住在西北大漠的营帐里办公，一个花甲老人经常吃红薯、嚼杂粮，一顿饭最多不过一片猪肉，已经很不容易。而且，作为掌握国家命运、为民做主的重臣，应从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计议，才能获得后人的赞许和尊敬，绝不能从门阀利益着眼，更不能形成宗派。
牢骚发了没人听，反被文祥指桑骂槐、狠狠教育了一顿，李鸿章回家独自生闷气去了。
但洋款不好借，它事实上也一直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
尽管政府批了，左宗棠依然节俭，又推迟一年才借，以减少利息。＇5＇
这段筹借洋款来解决边防危机的历史，不但在当时，就在后世，也引起了诸多非议。但研究左宗棠的专家，都倾向于支持与赞同。杨东梁就认为借比不借好，理由是：一、这与那种附加了政治条件、损害国家主权的借外债，不可相提并论；二、重息借外款，从经济的观点看，当然不合算，但是如果没有这笔贷款，则西征军根本不能出关，而收复新疆的大业，必将成为泡影。
内部的问题千丝万缕，用耐心总算温和细致地解决了。外部的问题，却还有一堆等着要办。
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最好先从人心入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让扶持阿古柏傀儡政权的英国、俄国等这些外部力量，通过中国内部主动发出的力量，来改变力量对比格局，来改变人心，通过制服或谈判的方式解决。
谈判目前显然无望，那么，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先通过军事暴力的强制性手段，将外部的力量打服、压服。
打服、压服的，不是无生命的土地，是活跃在这块土地上敌对力量中的人心。国际领土争端，只遵循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没有温情可言，要改变敌人的心，首先得让自己具备威慑力。
这就是左宗棠所以要发明“练心，练胆”，并在西征军中继续沿用的原因，他需要士兵有一股震慑敌人的气势。
左宗棠8万余大军压进西北，边陲如将地震。
首当其冲遭遇到冲击波的，是英国与俄国。
你要冲击我，我先恐吓你。
左宗棠厉兵秣马、调兵遣将时，云南突然发生了一起“马嘉理案”。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公民。当地民众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将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借此事件，后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
现在，英国公使借本国公民马嘉理被打死了，扬言要攻打云南，配合俄罗斯，借此牵制西征军。
恰好此时，俄罗斯军官索思诺夫斯基（简称索氏）装成商人，来左宗棠军中探听虚实。
左宗棠知道这是个“洋蒋干”。脑袋一转，当即定出策略：以礼相待，以军威逼。
索氏以精通新疆地图出名，他将自己带来的地图给左宗棠看，原来是康熙年间的地图。
左宗棠看了几眼，很不在意地说：还过得去！《康熙舆图》，今天已经稀有。但后来中国的疆域又扩大了，你这个版本太落伍了，我给你看一个新的。说完将自己的地图搬出来，索氏一看，乖乖，《乾隆内府舆图》，最新版，自己好多不知道。弄斧到班门，还不快躲？他赶紧收起自己那张，从此在左宗棠面前闭口不谈新疆地图。
他还直纳闷：这个中国人，听说只是个小举人，才来新疆多久，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索氏明白了，对地理的了解，俄国人已经比不过中国人。就想再看西征军的武器装备。于是试探地说：左大帅，如果你需要军火，我们可以接济你。
左宗棠说：感谢，我们自己够用了。他让索氏进中国自办的兵工厂兰州军火局，看了西征军的武器装备，果然都是仿照英国与德国的枪炮自制的，有大洋枪，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又让他看西征军操练。
西征军延续了楚军当年遗风，胆气冲，气势壮，训练起来虎啸龙跃，场面杀气腾腾，让人望而生畏。索氏一看，当即得出结论：这支8万多兵的西征军，从武器到士气，战斗实力与同样规模的欧洲军队相当。那还打什么仗呢？无论英国，还是俄国，都不可能调集8万军队，来新疆与西征军争雄。
索氏回去后，当起西征军的义务宣传员，告诉俄国政府，不要掺合，与中国这场仗，打不赢。索氏的宣传，对左宗棠稍后顺利收复伊犁，有一定帮助作用。
而左宗棠凭借他的细心，从与索氏的交谈中也听出来了。俄国与英国既勾结，也斗争；既联合，也防备。他们都生怕中国与任何一方结盟，彼此都盯得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