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时，我就用脑子 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 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 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 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 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 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 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 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 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 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 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 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 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 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 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 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 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 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 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 要国家招呼一声。
＊＊黄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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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1968年8岁女 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 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 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 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 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 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 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演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 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 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 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 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校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 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 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 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 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 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 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 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 “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 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 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偷。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 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 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 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 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 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于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 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 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征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 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 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 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 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 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 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 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 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 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 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 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 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 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 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 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 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 宇。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 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 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 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 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 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 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 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 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入围着我一个小始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 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 子勒住爸爸脖于不叫他吃东西，活店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 鼻于、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 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