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 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 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 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 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 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 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 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 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0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 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 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0九厂已经给我们团 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 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0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 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 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0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 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 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0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 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 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 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 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0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0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0九，实攻制铣 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0 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0九侧 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 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 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 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 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 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 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 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 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 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 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 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 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 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 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 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 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 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 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 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 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 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 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 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 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 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 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 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 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 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 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 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 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 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 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 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 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 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 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 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 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 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 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 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 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 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 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 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 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 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 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 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 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 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 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