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搞文革反倒怪呢！
也别什么事都怪文革。一个巴掌拍不响，文革时我挨整倒霉，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必然。
两个必然合在一起，就是你现在面对的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我这必然是——有话就说，有话就得说，尤其是碰到抱打不平的事。
当年反右时候，我在HB大学上学。人家都说我这人嘴巴贴不上封条。同班一个男生，十九岁，三代贫农出身，就是因为给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好呀，捅马蜂窝了！说他攻击党，打成右派，我当时十八岁。在二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一个人站出来为他抱打不平。我说：“他爹是党支书，三代苦出身，没有党就没有他，他怎么会反对党？”我一连十多次为他辩论，驳得那伙人张口结舌，人家都说这丫头太冲了。于是最后给做的结论是“赤膊上阵为右派分子翻案”，内定“中右”。
可是定为“中右”这事我并不知道。文革起来时我没事。我那时在某某中学做语文教师，只是有一些学生给我贴了大字报，这好像下雨时走在街上，谁肩膀上不落几个雨点？当时社会上抄资本家正凶，我看得气不平，那个“有话就得说”的毛病又犯了，便对一些老师说：“凭什么抄人家，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资产阶级在国旗上还是一个星星呢！除非把那颗星星去掉！”
这句话不知叫谁告发了。好呵，滔天大罪！诬蔑红卫兵运动，为资本家鸣不平，攻击文化大革命。一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再一查档案，五七年反右时还是个“中右”，原来还是个“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罪加一等。据说档案上记录我的反动言论可多了。比如档案上有一条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到处散布“大炼钢铁把住家的大铁门拆下来，炼成豆腐渣”。这真叫我毛骨悚然，我平时随随便便说的话，怎么全在档案里？难道我背后总跟着一个隐身人，专门记录我的言论？这样，我就成了一贯反动的大家伙！
靠着谣言诽谤、靠着背后议论、靠着告密的内容来塑造一个人，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悲哀？
当然，我不应该怪别人，应该怪我的性格，还有我的嘴。我不是说过吗——我也是一个必然。等我被关进牛棚，不准再见我三岁的女儿时，我真想用封条把自己的嘴封上！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
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
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荫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
一九七八年我恢复教学工作时，一位在文革中整过人的领导，召开全校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会”。他站在台上宣布，不但给我落实了工作，还委以重任，叫我做年级业务组长，以表示他“大胆落实，紧跟中央”。大家见我苦尽甜来，受到重视，都热情鼓掌。我心里却腾地一股气冒上来！
这个人在文革时一直是革命宠儿。我在牛棚时常常会有红卫兵突然闯进来把人一顿死打，每次向他报告，他都不说什么，可转天红卫兵打得更厉害。他是很阴狠的人。
我想，当初你把我揪出来后，说“又揪出一个阶级敌人！”把这当做成绩向上汇报；现在形势反过来了，你又把我落实政策当做一个资本。无论怎么样，你们都是正确的。我死我活，都是你们脸上的金子。我变成尸体，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基石，还得感谢你们！去你们的吧！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表情，用眼冷冷地瞅着他。我没开口骂他就算客气了。
现在我则想，应该起诉他们，叫这些人赔偿精神损失！
我在文革，有一句名言叫做：做奴隶，不做奴才。当然这句名言是对自己而言，是一句座右铭。
先说做奴隶。
做奴隶是被迫的。我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经常给弄到街上“游斗”（用游行的方式批斗）。胸前挂个大牌子，用黑笔写上我的姓名，再用红笔打个大十叉。左右两排手待木枪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边走一边喊打倒我的口号。有时还在旅店门前停住，招呼住店的外地人出来斗我。刚开始我很怕给熟人看见，怕难看，后来没有这种担心了。我就像奴隶时代的奴隶。奴隶的工作是两种，一种是劳役，一种好比马戏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无效的，只有听之任之。
但我决不做奴才。
有一件事给我很深刻的认识。我们在牛棚里挨打多是在半夜里。红卫兵们突然开门闯入，不准开灯，他们举着火把。想打谁就用布袋往谁的头上一罩，再打。或者是在背后打耳光，这样打可以使我们看不见是谁打的，因而常常打得双耳发懵，眼冒金星。我就想了，你们这样打无非是怕我们看见是谁打的。嘿，你们还不如法西斯呢，法西斯是面对面打人的。你们是偷偷摸模，藏头藏脸。理直则气壮，理亏则胆虚，你们口号喊破了天，打起人来原来也有伤天害理之感。从此，我对这些搞运动的人，抱着一种很强很强的看不起的心理！
我被迫做奴隶，挨打受骂，劳动改造，我还被下放到农村干过八年农活呢！但我决不会逢迎、献媚、讨好、告密、出卖别人。我不当奴才。被屈辱不可耻，但奴才是可耻的。
我有时很奇怪，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喊着叫着现代化，可是包公却一直没倒，济世救世，为民做主，威风十足。人们居然还这么喜欢包公。有谁想过，包青天愈多，说明法制愈不健全，中国愈没希望。
你是作家，我对你们文艺界真是搞不明白。那些腐朽的、封建的、跟现代化顶牛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起劲地宣传。比如《王宝钏》那出戏的观念，绝对不能叫人容忍。薛平贵在外边娶老婆，酒色财气一样不缺，王宝钏却孤零零守着寒窑，一守就是十八年。薛平贵回来还要考察她这十八年是否贞节烈女，残酷不残酷呀！中国人总欣赏这种东西还有希望吗？
我更不明白，你们怎么对皇上兴趣那么大？看看你们的电视剧吧！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单说清代的皇帝，从康熙、雍正、乾隆到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全成了被美化的光辉形象。甚至皇上爱谁，谁就成了银屏上头号的女主角。这不又回到了封建时代了？
都说中国的文化神秘，我看最神秘的还是宫闱秘闻。小百姓历来对皇上们的生活充满好奇。原故是，历代皇上无不把自己放在神坛上，借神权壮权威；事情的另一面便是百姓们把自己放在拜神的位置上。这不正是一种封建的精神奴役吗？人们为什么还美滋滋地戴着这精神枷锁？
我们这些老戏真是没法与莎士比亚相比。我同意一种看法，我们至今没有进入人文主义阶段，还是滑行在“衣食父母”的惯性里。
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想说我自己那些具体的经历了。我的个人遭遇，我的苦乐悲欢，也许远不如你写过的那些人经受的惨烈。我最想说的是那些思想的触动与精神的感受。
即使在农村平凡的劳动中，我常常也会被触动。
比方过去总爱说我们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最典型、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是“韭菜麦苗不分”。由此说明了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的改造。我们当时对这句话真是信服得五体投地，深信念书把自己变成了废人；可是当我被赶到农村，在地里一转，马上就发现自己更愚蠢，这愚蠢不是因为自己对农业的无知，而是把这样简单的1＋1=2的常识居然还当成真理。谁不知道韭菜一畦畦，麦苗一片片？我心想，不是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而农民应该向我们学习；不是我们接受玫造，而是要用知识改造农业、改造农民，把大老粗改造成大老细！
这几十年，我们听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革命。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也被革了几十年命，但革命是什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改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吗？
但是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被我们称做农民革命，哪一次农民革命改变了生产关系？一次次农民起义，不过是财产和权力的转移和一次次这种转移的重复。从姓赵、到姓钱、到姓孙、到姓李，没有新的关系出现，没有知识的作用和知识的必然，更没有任何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不过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直到辛亥革命和土改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而真正带来生产关系巨大变革的，是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改革才是革命，文革是一场暴乱。
一九六九年，牛棚允许我“走读”（晚上可以回家），我已经和我的家庭阔别了将近一年。尤其是我的女儿。我进牛棚时她才三岁，此刻已经四岁。在牛棚里，任何打骂我都能承受；唯有对女儿的思念使我内心难安——你看，我怎么又说起自己具体的经历来了？
我被释放回家。一看，怔了。原来校革委会已经先来人，用大字报把我整个房子全糊了起来。从屋外的墙壁门窗到屋内的床架、柜门、书桌、镜子，全贴满大字报。这是不叫我松半口气。进了屋子，我女儿正站在床上。她没等我说话，便睁大眼睛，问我：“妈妈，你能改好吗？”
我很少哭，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