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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如果过去的工业制度是靠中央管制而成长起来的，那末决不会有现存的工业制度这样分工的细致，这样复杂，以及这样富有弹性。如果我们将中央管制与行分散政策并辅以自动的调整之办法二者加以比较，那末我们可以显然发现，中央管制虽为一种简单明白的解决经济问题之办法，但其笨拙不灵，粗陋，以及应用范围之狭，实令人不敢置信。（连苏俄也在逐渐废除这种制度了。——海光）近代文明是由分工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才形成的。分工何以能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呢，这得归功于一个事实，就是分工不是靠人有意的制造出来的，而另外一种方法却被人碰巧找到了。这种方法就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能使分工底范围扩大，其扩大之程度远超过计划经济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这样看来，社会经济组织之发展再加复杂，也不会增加中央管制之必要性。反之，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之需用一种不必靠人作有意控制的技术，比之以前更见增加。
我们知道，把独占局面之成长看作系由于工业技术进步所致之学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不过，这种说法之立论，与我们在上面才讨论过的立论几乎完全相反。这种立论虽不常被人明白提出，但其影响却并不小。这种立论所争持的，并不是说现代工业技术把自由竞争破坏了。恰好相反，它是说，如果我们想利用现代的种种新工业技术，唯有施行某种保护政策以限制自由竞争。这也就是说，唯有施行一种独占的制度，我们才能利用新的工业技术。精细的读者也许会怀疑这种说法是骗人的，虚假的。可是，在实际上，这种立论并不必然全是骗人的。自然，有些人可以明显地说，只要一种能满足我们需要的工业技术确实比旁的好，它一定能抵得住一切竞争而终于出头，用不着什么保护。可是，这种答复并不能将这种立论所指涉的情形全部解答。无疑，在许多场合中，这一立论，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利用，作为他们特殊利益之护符。在更多的场合中，许多人引用这种说法时，根本没有把所谓技术优良之意义划分清楚。比如，有些技术，从狭义的工程观点看是优良的；而有些技术之所以被看作优良的，却是从社会需要着眼的。这二种不同的“优良”，常常被人混为一谈。
不过，这种立论在有一类底情形之下还是颇有力量的。举例说罢，如果我们能使每个英国人都乘坐同一种汽车，英国汽车工业便能供应一种比美国更为价廉物美的汽车。复次，如果我们能使每个人都只用电，而不再使用煤炭或煤气等其它燃料，电的价钱将比煤炭或煤气等低廉。我们至少可以设想有这些事例。遇到这些事例时，如果我们有权选择，我们可能选择新的措施，更可能因而使大家的境况得到改善。但是，事实上，在这类情形中，单独的个人并得不到上述的选择机会。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途：一是使用同一种便宜的汽车（或者说，大家都只用电，而不用别的）。这样，便是没有选择权了。另一途便是我们可以保有各种货色的选择机会。可是，这时，各种供我们选择的货物之价格必定比那单一的货物高得多。在像这两例所表示的情形下，我们底境遇是否得以改善，我们并不确知。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强迫实行标准化，或者禁止超过某种程度的花样翻新，出品确可大量增加，足够抵偿消费者因在选择方面所受限制的损失。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将来可能有一种新发明，被大家采用后无疑对大家有益。不过，这种发明却不能被少数人利用。如果我们要利用它。唯有大家一齐使用它。
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事例，或者有很大而且恒久的重要性，或者也没有什么重要性。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敢确言，从这些事例并不能进而断定工业技术之进步便使中央管制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遇到上述的情形，我们只有一件事是必需做的，就是在两件事之取舍间加以抉择：一是藉某种强制手段来获得一种特别的好处；另一便是不要得到这种好处。或者，在大多数情形之下，虽亦想得到这种好处，但不用强迫手段，而是等到技术进步以后把这些特殊困难克服了再去得到它。遇到这类底情形，需要我们抉择时，我们可能真的必须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以换取将来的利益。
工业技术进步之呈现于吾人之前，亦若为吾人身外之事。实则其所关吾人者至大。当科学上的发明给予吾人巨大的力量时，如果说我们必须使用这种力量来摧毁我们最珍贵的遗产——自由，这简直是荒诞之至。无论怎样，如果我们要保持自由；我们必须把自由看得比从前更加爱惜，而且我们必须准备为自由而牺牲。当在现代工业技术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强迫我们趋向广泛的计划经济时，却有一般力量使计划权威无限发挥其危险。这是我们时时要谨防的。
无疑，趋向计划经济的运动乃官方处心积虑的结果，而并无外在的必然力量迫使我们非走上计划经济之途不可。但是，现在，却有这么多技术专家站在计划经济的前线地位，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我们要解释这一现象，不可忽略一项重要的事实。批评计划经济的人，必须常常将这项事实牢记在心：几乎每个技术专家有技术理想。如果这些技术理想是为了人类的话，那末，较之其它理想，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以内实现。这是很少问题的事。
人间美好的实物是多得很的。这些事物都是人所喜好的。但是，吾人生也有涯，而吾人所能享受者甚为有限。在现实中我们底雄心常遭挫败，于是技术专家对现存的秩序发生反感。如果我们看见大家认为美好的事物弃置未予完成，我们在精神上将不堪痛苦。许多事情如不能在一时完成，任一件事如只有牺牲他事才能完成，唯有将专门眼光以外所能见到的因素计入才能解释。这一类底解释，我们只有动心忍性，作极大的智识上的努力，才可以忍受。我们愈能动心忍性，我们便愈能透过较为广阔的原野，用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趋向的目标，并且设法平衡在我们直接利益以外的因素。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不太注意那直接的利益。
在一个计划的社会中，热心的计划者自信他能徐徐诱导这个社会中各方面的指导者对于特殊目标底价值看得特别重。无疑，有些热心的计划者之希望是可以满足的。因为，一个计划的社会，较之现存的社会，确乎易于兴革许多事项。在德国和意大利有许多堂皇的汽车道路。固然，这些计划的产物并不表征自由社会里不能同样兴建，可是却常被许多人引用来说明计划之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引用德意二国这类在特殊范围里技术优良的事例来证实计划确实为一普遍优越之事，这是一桩愚昧之事。我们不如比较正确地说，像这种极端优良的技术，如与一般人以不利的影响，乃误用资源底证据。我们驰车于德国有名的汽车道路上，会发现通行于马路上的车辆少于英国二等汽车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这时，我们就不会怀疑，如果我们修筑公路底目标是为了和平时期的用途，那末德国之修筑那些公路是没有道理的。经济计划者是否决定以“大炮”代替“牛油”。这是另一件事。但是，依照我们底标准看来，许多人之对计划如此热衷，这是毫无根据的。
技术专家幻想，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他会特别注意到所要建设的目标。因为，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他能够注意到普通社会里的一般“专家”所不能注意到的比较普遍的现象。可是，这是含有危险的事情。相对于我们各人底偏好和兴趣而言，我们各人多少可以说是专家。并且，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底价值标准不仅是个人所有的，而且应该是大家所有的。喜好乡村的人所最注意的事是保持传统的样式。他们认为因工业发达所加于优美乡村的污点必须移除。而热心提倡卫生的人则认为应该把不卫生的古旧村屋清除。这些人都知道他们底目标可藉计划完全达到，而且他们都希望因各自底理由而实行其计划。可是，这么一来，只有使各人的目标里含藏的冲突显露出来。
计划运动之所以发生今日的力量，主要地归因于一项事实。即是，当着计划能表现一种雄图时，它几乎激动了一切心志纯一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是献身于一个目标的人。可惜，他们要藉计划而实现的理想，并非对社会广泛观察的结果，而毋宁是出于范围极狭的看法。但是，他们却常常大大夸张他们定立的目标如何重要。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渴望这些藉着计划方式来改造社会的人真个来改革社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些人会变成最缺乏宽容精神的计划者。他们太狂热了。我们必须知道，从圣洁的心智纯一的理想主义者到狂热主义者，其间的相去，往往不过一步之差而已。（古往今来，为狂热地实行“主义”或各种狂想曲而大规模枉死的人，远多于被土匪零星杀死的人。可不戒哉？——译者）
译者附记：本章因过长，故略有删节
个体主义与民主政治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