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
思想一经权威化，人间就惨祸大作，黑暗就笼罩大地！古往今来，为了所谓“信条战争”，牺牲了多如生灵！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权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洛杰培根（Roger Bacon）；伽利略（G。Galileo）；不过是其中的显例而已。（请参看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2）时至今日，在稍有实证态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来，人类在这条旧路上走，何其残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费！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于知识革进，三四百年来，无日不与权威思想抗争，以至于有了启蒙（Aufklaerung），有了科学。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可以平视这个真实世界，不再为那些幻觉（illusions）白白流血，冤枉性命。这本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条大的趋势。史迹斑斑可考，明显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现在居然还有人歌颂“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构出来的“道统”强人顶礼膜拜；捡拾被若干西方学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铺陈其玄思心理（speculative psychology，借用Prof。 Quine 底字眼）之恍惚产品而不许加遗一词（请参看K。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纳信徒弟子，俨如创救。这种狂愚的行径，令人不知何以为词。
吾人须知，将历史人格化，系一pathetic fallacy。这一谬误，系由pathetic muddle所生。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这一类底原始毛病，正被现代哲学解析家、及语义学家批析之不遗余力（请参看H。 Feigl：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M。 Black：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们对于哲学上这些新近的成就之对于玄学的洗刷茫然无知，而只说一声“这是哲学之堕落”，殊不足以抵偿学知之固陋。
所谓“历史文化”一词，如果有意义，系指由主、客、内、外、自然、与人交互作用而在时空中形成的一组可经验的复合事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历史文化”主义者却单独把ethos凸提出来视作历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称系借自Hempel，并从其用法。）这种想法，多少系出自“体系癖”。任何体系，如构造周密，常给人一种融贯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确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随融贯感以俱来。于是，不善造体系者，面对似善造体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实，自诸非欧几何学、公设学（Axiomatics），设备技术（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系统学（Systematics）出现以后，所谓“体系”也者，已不复能作迷魂之阵。任何系统底内部建构是否严密是一回事，是否能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且自纯形式的考虑着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发而抽绎成一个系统。这种抽绎工作；可委诸Von Neumann设计完备之电脑，固无待乎“哲学大家”从事也。这个世界底事象如此繁复，吾人从社群实际生活底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斯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斯实系一丘之貉。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人借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于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分高估哲学家底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革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这个政党底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之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谓，却给世界带来不少实际的灾害。
民主和极权底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在苏俄，“首领”、“主义”、“政府”、“共党”、“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底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为民主自由困苦挣扎的现今，却有人捧出编造的“历史文化论”和所谓“道统”及过去被神圣化的人，并制造空气，企图以之为碰都碰不得的权威思想。这样做法，或有实际的利益，或可满足狂执之情绪。但是，何必标榜什么“民主”？向喀尔文学习好了。
极权政治是整个浸沉于权威主义的空气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权威；在极权政治之下；一定与政治权威互相表里。斯达林之流，不独要“作之君”，而且还要“作之师”。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我们不要拿“理性的机智”这样的虚话自误误人。
论思想国有
思想之国有化，在每一方面，都是与工业之国有化齐头并进的。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
——克尔（E。 H。 Carr）
一个政府要使大家为一个单独的社会计划而服务，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使每一个人都赞同这个社会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一个极权政府要使极权制度发生有效的作用，如果只诉诸压制手段，强迫每个人为此目标工作，还是不够的。依现代的实例观察，极权政府要使每个人为它底极权制度努力，重要的办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自己底目标。（此画龙点睛之笔也！极权统治者如希特勒之流要利用人众，仅靠高压手段是不够的。彼辈必须能进一步摄取人众之灵魂，以供其利用，一若催眠术师要被催眠者如何动作便如何动作然，一旦人众受宣传麻醉，“觉得”极权政府所要达到之目的正是自己所要达到之目的，则甘心供其驱策，甚至万死而不辞矣！极权统治真正可怕之处，就是这里。——译者）政府为人民规定信仰，同时还得想出办法使一般人以为这种信仰正是自己底信仰。（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译者）如果人众一致接受了政府希望大家接受的信仰（例如各种各色的“主义”——译者），便可使得各个人自发自愿地照着计划者所规画的路线去作。（所以，实行计划经济，演变所及，必至统治思想、教育，以至于生活之全面。——译者）在极权国家，如果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压迫的感觉，并不若自由国家最大多数人所想象之尖锐，那末，这是由于极权政府在控制人民底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政府希望人民脑子里怎样想，人民就怎样想。（这么一来，人民对于政府，那有不依从之理？许多人以为在铁幕内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制。这种看法，既无心理学的根据，又无丝毫事实的根据。依事实观察，有独自思想能力的人，在人中少之又少。最大多数人底思想都是依赖传统、权威、风俗、习惯、趋势、或他人的。每一个人对于极权的思想统治机构而言，一定是绝对劣势的少数。所以，一旦极权的思想天罗地网布成，除极少数特出以外，一般人因思想资料之来源悉遭管制，于是他们底思想内容和方向主要地不能不已在极权政府底摆布之中。政治思想尤其如此。政治思想受摆布，政治行动那有不任其支配之理？毒蛇吃兔以前，将毒液注射到兔子里面。兔子受毒以后，抵抗力大为减少。这样看来，“意底牢结”等等东西在极权地区，绝非人众向往的理想，实乃统治方式之一，初级的独裁者控制人底身体；高级的独裁者则控制人底脑筋。——译者）
自然，极权政府要统治思想，必须借着形形色色的宣传。他们底宣传技术，大家已经够熟悉，用不着我们多说。我们在这里所应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