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恋爱公开化，她没有心思，或者说没有时间。学生会的学弟暗恋她，不敢表白，仿佛任何男生在她面前都会失去胆量。表姐婚礼，表姐夫的发小，肉嘟嘟，对她一见钟情，遭到婉拒。肉嘟嘟不甘心，每隔半月必回邢台探家，探家必呼姐姐。校门口，姐姐说：“你来干啥？”肉嘟嘟说：“没事，回家，顺道看看你呗。”姐姐说：“回家吧。”肉嘟嘟说：“嗯。”如此数年，孜孜不倦。
我问王雅莉，为什么选择肉嘟嘟，王雅莉讲了个故事。话说肉嘟嘟也算个官二代，父母在机关任职，他中专毕业，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和其他机关子弟一样落得个啃老名声，一怒之下和我表姐夫去北京做保安，月薪一千，管吃管住管制服，干五年，携五万现金归来。肉嘟嘟的妈又疼又气，当场就把儿子给打了。
肉嘟嘟赢了，他以不可思议的执著和令人发指的节俭打动了王雅莉。王雅莉说服母亲，一分彩礼钱没要，风风光光嫁给了他。但在大多数人眼里，王雅莉的出嫁充满了投机色彩，她考上了肉嘟嘟父母所在单位的公务员，尽管她在一百多个竞争者中笔试第一名，面试部分仍由公婆出面请客送礼搞定。
毕业合影那天，校门口来了个人，姐姐和表姐一起出去迎接。毛毛平静地对姐姐说他要和程墨结婚了，希望姐姐周末参加他们在老家的婚礼。姐姐说周末就要大考肯定去不了。毛毛在远处突然把车停下，站出来，关掉车门，对着天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王雅莉”，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车走了。表姐说：“这男的谁啊，怎么这么逗啊。”姐姐抹了把脸，笑着说：“一个傻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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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的姐姐接了母亲的班，掌控起全家的财政。每到年底，她会做好一份几页的家庭财务报表给我。我一次也没看过，她收起来说：“你不爱看没啥，但我必须得做。”她继承了母亲当年的勤奋和省俭，却远比当年的母亲强硬和专制，她严格控制全家人的零花钱。两个家庭，九口人，几乎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
姐姐依旧恋着娘家，一身警服气场强大地迈过故乡的老街，接受每一个巷口每一位长辈的问候和赞许。乡亲们来串门的越来越多，母亲骄傲地炫耀这是女儿给买的那是女儿给买的什么都是女儿给买的。父亲喝酒后被人打，她带领派出所一帮干警冲到对方家里，直到对方赔礼道歉。家乡的人去监狱探监找她通融，事后她将人家送的购物卡硬生生退回，她在故乡人面前始终保持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2007年，我大学毕业私自进京谋生，她旗帜鲜明地站在父辈一边与我开战。她逼我回老家工作，逼我回迁户口，逼我相亲，逼我买盐。我怒道：“买个屁盐！你大小也算个国家干部，承蒙党和人民教育多年，就这点觉悟。”她乐了，乐完继续板个脸说：“少废话啊，人家都买你凭什么不买，你买不买？”
2012年，这个女人突然变得温和了许多，或是多年操心过度，榨干了她最后一丝跋扈。她偶尔会在跟我吵架失败后略带伤感地说：“你看我是不是有点老了，也有白头发了，是不是更年期要来了？”我说：“别别，您才三十五，更年期早着呢。”她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某日，全家人在院子里聚餐。席间父亲说前些天遇到大喜了，晚景凄凉，老两口被儿媳妇赶到养老院居住，窗破无人修。我顺便问起：“如果当年你和班花那场架你打赢了，会是怎样？”她说：“那时候小孩子一个，懂个屁。”
姐姐带女儿开车送我去火车站，边开车边唠叨：“是，咱家那时候是穷，是受过不少欺负，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能总像个孩子似的看不起老家人。你不回来工作，没关系，但我告诉你，外面的朋友再多，毕竟心上跟你隔着一层，老家的人再不好，毕竟和你水土一脉世代同处，那种埋在心底的情分儿是你在外面找不到的。”
回京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姐姐离婚了，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女儿都抛弃了她，连工作都丢了，她重新变回当年那个无路可走的穷姑娘。我把她接到了北京，帮她找工作，帮她物色男伴。她不想工作，对男人也死了心，我就养她一辈子，守她一辈子，直到她比我先老去，直到她比我先糊涂。我坐在床边给她喂饭，她撑开皱纹边吃饭边瞪眼瞧着眼前这个老头子，瞪了半天，认出我是谁，然后望着窗外说：“蛋，下雨了，咱娘怎么还没回来。”醒来后，我哭得一塌糊涂。
我给姐姐打电话说：“刚才你在梦里可惨了。”
“我过得好着呢，乱梦个屁，我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文 / 邓安庆 作家 @浮尘录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下了我。现在妈妈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们都永远在那个老屋里，而我总是从一座城市换到另一座城市，出发的地方总有不同。打电话回家，他们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啊，吃得饱穿得好。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天气好收成好。他们总问我吃饭了吗，说着说着又问我吃饭了吗。吃饭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们生在饥荒的年代，爸爸小时候在全家出去讨饭时差点被卖，他们总是忘不了饥饿的感受。最新鲜的一次，是跟九岁的侄子通话，过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小孩，现在他却能清晰地表达。我问他转学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朋友，我其实也很想跟他说：“九岁时，你的爷爷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学会了站在凳子上拿着锅铲做饭。”
我们的生活交集得越来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题渐渐变成催婚。无论什么话题都会转到结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复，便说：“我有我的生活。”妈妈在电话那头质问：“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做父母的感受吗？走在垸里，跟人家说话，人家问起你的事情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尝试费力地讲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们茫然地回应着。他们在那个永恒不动的小村庄里，听着一个在远方不断流动的声音。我不敢说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骗，被人骂，被偷了东西，这些司空见惯的外乡事件，都能引发他们的担忧。但是他们一定会转回来说：“你要赶紧找个女人结婚！”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场景：我在一个小箱子里，手和脚都缩着，无法伸展开来。上学时，我担心交不起学费，担心被别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后，我担心被炒鱿鱼，老是被失业的噩梦惊醒。当我跳出来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哀自怜的形象：母爱缺失，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爱的位置上。因而去屈从，去讨好，生怕人们不爱我。我开着各种玩笑，又留心人们的反应。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内心中，我压抑着自己。我想过的人生，坦荡而肆意的生命，总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而止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看着一个日渐趋向衰老的肉身，内心常有自我厌恶感。
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留在上学的那座城市上班。那时候的女友打电话叫我回学校。她在车站等我，然后带我去了餐馆。推开门，坐了一屋子的人，生日蛋糕摆在桌子的中央。我内心激动而惶恐。从来没有人给我办这么热闹隆重的生日宴席，面对这么多的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们。亲密的情感，从来不是我熟悉的。从小我独自一人面对这个世界，我一个人接受，一个人消化。忽然有人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手足无措。后来我离开那座城市，在另外的城市里找工作，找到又被开掉，吃不饱饭，房租也交不起，我没有告诉她。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把积蓄一部分给了哥哥，另外所有的都打给父母，留下几百块钱熬到下个月发工资，有点倾家荡产之感。我总记得上大学时父母向亲戚借钱给我上学，他们一百一百地凑钱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我也记得母亲当时在山上因结石疼得直哭，还要去地里干活。我想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终究不能完全按自己意愿生活，我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我出生时，七岁的哥哥跑到地里去叫我爸爸，然后跑回家放鞭炮。现在他三十七，我妈妈六十，我爸爸六十一。哥哥是做生意的，欠了钱，跟媳妇儿吵翻，跟生意伙伴闹僵，现在他不见了足足半个月。当我的人生走进三十岁的门槛，这是我碰到最糟心的事情。我内心一直存着这个想法：他一定是好好地活着的，只不过压力过大，就躲了起来。但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我就要承担起我两个侄子的抚养责任，也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我做好了这个打算。既然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没必要悲观，平平静静地尽我的责任就好。我三十了。
哥哥失踪前的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地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