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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下来是左厢房、右厢房，中间一个天井。本应该接着连下来的，是左偏房、右偏房，中间一个后厅，他们家当时没能力一口建完，草草地在天井附近就收尾，把空出来的地，圈出了个小庭院，里面种了芭蕉树，养了一条黑色的土狗。
那是个海边典型的渔民家庭。他父亲从小捕鱼，大哥小学毕业后捕鱼，二哥小学毕业后捕鱼。母亲则负责补网，还有到市场叫卖收获的海鲜。他当时还没小学毕业，不过他几次和我宣誓一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捕鱼的！”
我喜欢他的母亲乌楼，每次和母亲去见她，就意味着家里难得会有顿海鲜大餐。乌惜似乎从来只会乐呵呵地笑，而不懂得其他表情，每次看到我，都要找点小零食给我吃，过年过节找个理由就往我家送点小鱼虾。偶尔他的父亲和哥哥也会来逗我玩，甚至他家养的那条狗，我还没进巷子口，它就已经在那边摇着尾巴欢迎我。
但阿小，似乎总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不参与我们两家的交际。他很安静，这种安静却分明带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似乎永远在专注思考着什么。他唯一一次和我聊天，是听我母亲在和乌楼开心地说，我又考了年级第一。他招招手傲慢地把我叫过去，说，黑狗达，所以你要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小镇。
我当时还觉得小镇很大，没有离开的迫切感，但心里对他莫名产生一种佩服：一个能看不上小镇的人内心该是如何的宽广。然而他读书却并不好，这让他这种高傲的安静，被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一种孤僻。
孤僻的阿小，街坊开始这么叫他。
另一个阿小是搭着高级的小汽车抵达我的生活的。
还记得那个下午，一辆只在电视里看得到的小汽车突然出现在巷口那条土路上。巷子太窄了，车子进不来，来回倒腾的车，扬起呛人的烟尘，把围观的人，弄得灰头土脸。
我光着脚站在围观的人群里。那时候，白色的运动鞋，水手服样式的校服已经在小镇流行，但我习惯穿拖鞋的脚，却死活耐不住运动鞋里的憋闷和潮湿。老师说，不穿运动鞋就只能光脚来上课，学校禁止粗鲁的拖鞋。我干脆就把运动鞋往书包里一装，无论下雨酷暑，永远一对赤脚。日子久了，脚底磨起厚厚一层皮，甚至踩到玻璃也不会刺穿，开始骄傲地强迫同学叫我赤脚大仙。
然后这个阿小走下车了，他脚下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皮鞋，身上穿的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吊带裤，头上梳着电视里小少爷才梳的那种发型，皮肤白得像他身上的白色衬衫。
他长得一副小少爷该有的模样，白得发亮，瞬间让周围的一切都灰暗了。
他是我东边邻居阿月家的侄子。父母到香港承包工程发了家，哥哥已经办好香港移民手续，接下来办他的，这中间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时间里他就暂且借住在这里等。
香港阿小，街坊觉得这名字特别适合，仿佛香港才是他的姓氏。
香港阿小给这群野生的孩子内心，造成了极大的触动。或许印第安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也是如此的心情。
从那天开始，他的家里总围着一群偷窥的孩子，这些孩子好奇他的一切：他说话老喜欢扬扬眉毛，他头发总梳成四六分的郭富城头，他喜欢吹口哨，还每天洗很多次澡。没过几天，这群老赤脚到处乱窜的小屁孩，个个说话也扬眉毛，头发也梳四六分，也开始吹口哨。竟然还有孩子偷窥他洗澡。
阿月姨家稍微殷实点，在那片地区是唯一的两层楼。香港阿小每次换洗的白色T恤和内裤就挂在楼顶迎风飘扬。那白色的衣物，雪白得太耀眼，似乎是文明的旗帜，傲慢地挺立在那边。对这些青春期的孩子，那衣物夹着莫名的荷尔蒙感。香港阿小来的第三天，有个小孩爬上电线杆就为了看一眼阿小最贴身的秘密，一不小心摔落下来。还好以前的土地都还是土地，而不是冷酷的水泥地。孩子磕出了伤痕，但不至于伤残。
这样的故事，小镇甚至羞于传播，大人们当作一切都没发生。他们用假装没看见，或者不理解，继续守着风土的简单。
我其实内心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喜欢这个阿小的。在邻居小孩共同组成的拖鞋军团里，我最会读书，也是最得长辈和同龄人关注的，阿小虽然也引起我的兴趣，但他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许多目光，让我多少有点失落感。
我假装漠视这一切，直到这一天，阿月姨来邀请我去和这个阿小玩。“你读书好，多带带他，别被那些野孩子带坏了。”我竟然掩饰不住地激动。
第一次的见面，有点狼狈。我手心全是汗，说话有点结巴。还好是他淡定。
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味，穿着雪白雪白的T恤，他笑出白白的牙齿，说：“我叫阿小。听说你是这里最会读书的孩子？”
我点头。
“你比我大两岁？”
我点头。
“黑狗哥好！”
回到家没多久，拖鞋军团的人早在等我，他们像堆苍蝇一样聚拢来，叽叽喳喳地问询。我当时还假装深沉地说这小子很客气，不是简单人物。心里早生出了无比的好感。
担心他一个人孤单，也担心他被小孩子带坏，亲戚给他配了两个保镖——他两个表弟，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阿小对他们说话都是命令式的：你们给我做什么去……我不知道阿小是哪点喜欢我，第一次认识后，他就不断支使他的两个表弟轮流叫我。一会儿问：“一起玩弹珠？”要不“一起捉迷藏？”或者“一起玩飞行棋？”
拖鞋军团的人开始意识到可能会失去我，他们看着阿小的表弟拜访我家，也派一个小孩，卡着同样的时间通知我。抉择的时间到了。
我犹犹豫豫，直到那表弟又来了：“我哥问，要不要一起看他从香港带来的漫画书，还有任天堂游戏机。”
于是我选择阿小那边了。当天，拖鞋帮宣布和我决裂。
于我，阿小真是个让人愉快的玩伴，他总有最新奇的东西，漫画书、游戏机、拼图、积木……而且还有两个跟班帮你处理一些杂事：口渴了，他们去弄来冰冻饮料（香港带来的冲剂），热了，他们打开小风扇（香港带来的）。
于他的表弟，他真是个霸道的王子。吃桑葚表弟多拿了一个，他一瞪，表弟马上转过头去一声都不吭。玩游戏，我赢他可以，表弟眼看着也要超过他了，他喊了句表弟的名字，形势就马上逆转。
拖鞋军团站在外面的空地上，拿着用纸卷起来的纸筒不断喊：叛徒、走狗……我隐忍着不吭声，阿小却一个人走出家门，对着他们大喊：“你们吵什么吵，野孩子。”
我意识到战争开始了。
拖鞋军团惯用的绝招是——牛粪加时钟炮。时钟炮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高级的武器。它就像巨大的火柴棒一样，一擦，火着了，会按着固定的时间爆炸。炮的等待时间有一分钟的，也有半分钟的，恶作剧的关键是，时间要卡得刚好，把炮插在准备好的牛粪上，等我们刚好走到，还没注意时，牛粪突然仙女散花般，飞溅我们一身，就算成功。
然而，这些伎俩我太熟悉了，几次都成功地避开。直到拖鞋军团恼羞成怒，竟然直接把炮往我们身上扔。阿小怒了，回家拿出一把打鸟的猎枪冲出来，斜斜对着半空打了一枪。
“砰”——声音像海浪一样，在耳边一起一伏。拖鞋军团的人吓呆了，我也是。
“野孩子，吓傻了吧？”他骂人的时候，口中的牙齿还是很白，但声调傲慢得让我有说不出的寒意。
或许是不愿意失去拖鞋军团的传统友谊，或许是对香港阿小傲慢的不舒服，我慢慢地开始寻找平衡。刚认识那几天，我们几乎绑在一起，到枪击事件后，我决意抽出一半时间和拖鞋军团的人玩。
阿小察觉到了，竞争一般，拿出他所有的宝贝——香港来的拼图、香港来的唱片、香港来的遥控飞机。直到他意识到，我们俩之间确实有某种隔阂了，他也淡然了，冷冷地说，有空来玩，没空我自己玩。
我知道，他是在自己亲身感觉到自己的失败前，先行切割。
其实我偶尔会同情阿小的，特别是熟悉后。我觉得他是个孤单的人。这种孤单我觉得是他父母的错，他活在“去香港前准备”的生活里。他经历的所有一切，都是过渡的，无论生活、友谊还是情感。
那时候，香港是个更好的世界，他即将去到的目的地，让他不得不时时处于迫不及待离开的状态中，他会觉得，自己是可以蔑视这里的人。
但他却是个孩子，他需要朋友。
我想，他选择我或许只是因为，我是附近最会读书的孩子，他认为这是一种阶层上的接近。同时，或许他还有征服感。
在我开始疏远他的时候，他时常拿出他哥哥的照片看。
其实他和哥哥并没有太多相处的机会。母亲疼幼子，小时候夫妇俩去香港打工，不舍得阿小跟着吃苦，就把他留在老家，每月寄来丰厚的钱求得亲戚对他的照顾。而长子他们带在身边，帮忙工地做点事情。
所以哥哥从小就在香港长大，现在已经长出一副香港人该有的样子：留着长头发，打了耳洞，夏天会穿白色短裤配皮鞋，有时候还戴着条丝巾。
阿小崇拜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他其实是崇拜着香港，正如我们崇拜着黑白电视里游走在高楼大厦里的那些人。
但对我们来说，高楼大厦还是遥远的事情，而对阿小，这是即将到来的事。
他几次尝试把头发留长，都被爷爷硬压着给剪了，他尝试用针给自己穿耳洞，最终扎出满身的血，让爷爷急匆匆送医院了。现在这些他都放弃了，但是常拿着哥哥的照片一个人发呆。
和他保持距离后，我每次和拖鞋军团的人疯回家，就会来看看阿小，他会给我讲哥哥的故事：我哥哥很牛的，他像电视里那样，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女的飙车。但是到了我爸的公司，又换了一身西装，可帅气了。
有次他很神秘地和我说：“我哥吸毒的。”然后拿给我一根烟，附在我耳边，“这是毒品。”一脸得意的样子，仿佛他掌握着通往天堂的钥匙。
他给我看完，又把那香烟小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