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小骑着摩托车在海边狂飙，一不小心车歪了，他整个人被抛出去，头先着的地。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总算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了。
去到他家，他还躺在床上，受伤的头部已经拆线，但可以看到，前额凹进去一块。他看到我惊恐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我牛吧，摔成这样，竟然没死，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就是难看了点，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两个月后，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学录取，离开小镇。我去向他告别，他当时已经开始和父兄去捕鱼了，只不过从此不骑摩托车，也蹬上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
阿小终于成了小镇上的渔民了。
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那个在想象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当然，此时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结束，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而在小镇，每个人都那么复杂而有生趣，觉得人才像人。
这个时候我才偶尔会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听说他娶了个老婆，很快生了个儿子，然后自己买了块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个庭院，里面还同样养了只狗。
我则每天忍受着颈椎病，苦恼着工作的压力和工作结束后的空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过职业的成就感稍微缓解自己：我是个写字的人，在一家全球闻名的顶级杂志社工作，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总有老家的朋友，从那听得到狗吠的小镇上打来电话，说你这小子混得不错。装模作样地相互吹捧下，挂下电话，迎接突然袭击而来的空虚感。
这个晚上，我习惯性地查阅自己博客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一条留言：你是黑狗达吗？小镇上的黑狗达吗？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电话我吗？我的电话号码是……是阿小。香港那个阿小。
说不上的犹豫感，我竟然拖了半个月没回电。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么样，无论好，或者不好，对我都是种莫名其妙的震颤。
半个月后，突然有个事情必须到香港出差。我把电话抄在纸上，还是没决定是否拨通这个号码。
事情忙完了，一个人瘫在宾馆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下了决心拨打出那串电话。
“喂？边个？”
“是阿小吗？”
“啊？”他愣了下，显然有点错愕。
“黑狗达！你在香港？你终于要见我啦！”
他竟然记得我的声音，可见香港的生活让他有多孤单。
和阿月姨拉着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一样，我竟然又紧张到全身是汗。坐在路边的茶餐厅里，我一直想象，他会是怎么样的？他应该长发飘逸，穿着入时，然后应该钉上耳环了吧？他应该终于可以打扮出他想成为的样子了吧？
阿小进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他。他的身体拉长了，五官却没怎么变，他剪着规矩的短发，但耳朵确实有曾经戴过耳环的样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着一个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开了那嘴抽烟抽坏的牙齿，张开双臂，迎上来抱住我。
你当时怎么没回我信？他问。
我张了张口考虑是否要解释，终于还是放弃。
爱面子是没变的，当晚他坚持邀请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酒吧。透过窗子，是维多利亚的璀璨夜景。
适当的怀旧后，我终于忍不住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这么好！”
“做什么工作？”
他用手摇了摇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终于说：“我在安装防盗门。”
然后马上补充：但我是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拿一万二港币。
我不知道如何把话进行下去了。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内滋长。
他很努力，自嘲地讲到了在香港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以及父母生意的失败。
“你知道吗，我竟然觉得，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显然，那是我一厢情愿。我哪有家？”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故事：为什么没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识到，这显然是他不愿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点多，他说自己要赶公车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车站。
车站早已经排了长长一队，有打着领带穿着廉价西装的，有穿着电器行标志的服饰的，有别着美发屋样式的围裙的……临上车了，他突然说，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继续聊天，我们太久没见了，通宵聊聊天不过分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
车的站牌上写着通往天水围，我知道天水围于香港的意义。一路不断闪过高楼大厦，他兴奋地和我一个个介绍，也顺便讲述了发生在其间的自己的故事。
车继续往城外开，灯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说。
然后车开上一座长长的斜拉桥。
“这桥叫青衣大桥，是全亚洲最大的铁索桥。我每天坐车都要经过。”
“这样啊。”我礼貌性地点点头。
他望着窗外的桥，像自言自语一样：“我来香港第三年，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筑公司不得不停了，父亲到处找医院医病，本来还有希望，结果哥哥怕被拖累，卷着家里的钱跑了。我和母亲只好卖掉房子，继续给父亲医病。有一天，他自己开着车来到这里，就从这里冲下去了。我现在要挣口饭吃，还要从这经过。”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接着自言自语：“城市很恶心的，我爸一病，什么朋友都没有了。他去世的时候，葬礼只有我和母亲。”
“呵呵。”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自己轻轻笑了一下。
我张了张口，尝试说点什么。他显然感觉到了。
“我没事的，其实可搞了，香港报纸还有报道这个事情，我家里保留着当天的报纸，是头版头条，你相信吗？”他转过头来，还是微笑着的脸，但脸上早已经全是泪水。
车依然在开，那座桥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桥上一点一点的灯影，快速滑过，一明一灭，掩映着车里晃动着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困倦到睡着了——他们都是一早七点准时在家门口等着这车到市区，他们出发前各自化妆、精心穿着，等着到这城市的各个角落，扮演起维修工、洗碗工、电器行销售、美发店小弟……时间一到，又仓皇地一路小跑赶这趟车，搭一两个小时回所谓的家，准备第二天的演出。
他们都是这城市的组成部分。而这城市，曾经是我们在小镇以为的，最美的天堂。他们是我们曾经认为的，活在天堂里的人。
阿小转过头去，拉开车窗，让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我突然想起远在老家，已经又敢重新开摩托车的那个阿小。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在海边布好了明天的网线，骑着摩托车沿着堤岸往回赶。家里有房子、妻子和儿子。听说他也养了只黑狗，那黑狗会在他还没到巷口的时候，就欢快地跑出来迎接。
天才文展
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
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
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手托着一个大碗装着米饭，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一块肉诸如此类，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
那个周六，母亲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饭走了趟周边的邻居家，然后领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读书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用手背盖住眼睛，继续睡觉。当时的我吃完饭就睡觉，睡醒后就发呆，然后再吃饭，再睡觉。
我的冷漠没能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一下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有种崇高的仪式感，我估计他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许是他想启迪或者拯救的第一个人。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这么过去。”
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如何，据我观察，人到十二三岁就会特别喜欢使用“人生”、“梦想”这类词。这样的词句在当时的我念起来，会不自觉悸动。所以我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很无聊而已。”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我当时内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