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一楼是门诊大厅和停尸房。可以随意打发的疾病，和已经被疾病废弃的身体，比邻而居。生和死同时在这层盛放。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因为常要出外买些补给品，也因为我需要经常性地逃离病房的气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几乎都要从一楼经过。
从顶楼下来有两种选择：一部电梯就在父亲的病房旁边，虽然是直直通到门诊大厅，却因为使用者众多，几乎每层都要停一下。从顶楼一路往下，路过不同等级的疾病。这一层是脑科，这一层是内科，这一层是外科……然后抵达最底层，一打开，嘈杂的生气马上扑面而来。
另一部电梯是医院工作人员专梯，因而人特别少。这专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属可以使用——每次搭这部电梯，医院工作人员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战友：我们有共同的秘密，我们曾感受过死亡的气息。
这电梯位于医院最僻静的东南角，要从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经过那一个个病房。我最恐惧走这段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光，总要一个个去数，每张病床上，原来的那人是否在。然后，一不小心，会发觉某人不见了。
我厌恶这种感觉，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坠。
所以我一向选择那部通往门诊的电梯。虽然需要从门诊大厅经过，依次穿过拥挤的人群、暴躁的声响，和潮湿的汗味，但我享受这种人间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这各种声响偶然组成的某种音乐感，还有那各种浓度的汗味，将会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电梯打开，感受着这声响和汗味扑面而来，会忍不住兴奋，猜测自己将寻找到哪段乐曲，将被击中哪部分的感官。这是人间的乐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这里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认识。
有种东西，隔阂着彼此，注定无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彻的目光。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于是会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说过一次话，你就不想再和他说第二次了。
同样，你也看到，他也躲着你。
或许还有个原因，作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内心如何悲伤，如何假装，他和你说笑话的时候是想很刻意地遗忘，但他的这种遗忘又马上会催生内心的负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弃在这里交到任何同龄的朋友。
渐渐地，当新来的小孩试图越过划定的距离，试图和我亲近，我会冷冷地看着他，直到那眼神把他们吓跑。
但，除了守着父亲的疾病，我还必须有事做。在这里，你一不小心留出空当，就会被悲伤占领——这是疾病最廉价、最恼人的雇佣兵。
比如，在帮父亲换输液瓶时，会发觉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来插针；比如医生会时常拿着两种药让我选择，这个是进口的贵点的，这个是国产的便宜的，你要哪种？我问了问进口的价钱，想了很久。“国产的会有副作用吗？”“会，吃完后会有疼痛，进口的就不会。”我算了算剩下的钱和可能要住院的时间，“还是国产的吧。”
然后看着父亲疼痛了一个晚上，怎么都睡不着。
隔壁床家属偶尔会怪我：“对你父亲好点，多花点钱。”
我只能笑。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一样。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来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另一个房间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肤，精瘦的个子，常会把往事以开玩笑的形式挂嘴上。他是个心脏病患者，说话偶尔会喘，除此之外似乎是个正常人。
一碗米饭吃不下，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给我。扶着他去上厕所，他自己到那格子里，抖了半天抖不出一点尿，会大声叫嚷着以便让门外的我听到：“怎么我的小弟弟不会尿尿，只会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他的亲人都骂他老不羞，边骂边笑，后来整个医院里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过来讲个笑话！”
他正在啃着苹果没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会大声地答：“在，老子还在，老子还没死。”
父亲很妒嫉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和我主动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三不五时往隔壁跑。然后以这个阿伯为榜样，教育父亲：你看，人家从心底开心，这样病就容易好。
父亲放弃竞争了，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顺便给漳州阿伯带块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电梯上来先经过他在的那个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竟然不让我跟。”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后安静地回到父亲的病房，把躺椅拉开，舒服地摊在那。假装，一点悲伤都没有。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医院阿姨一般来自乡下，身上还带着土地的气息。她说话的嗓门大，做事麻利。
说起来她并不是那么好的人，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点好处，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她说话非常刻薄，偶尔有刚来的孩子在走廊开心地嬉闹，妨碍了她的工作，她会把拖把一扔，大声地喊：“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还有心情在这闹？”
孩子哭了，声音在走廊一起一伏。过一会儿，一个大人跑出来，做贼一样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后隐隐传来啜泣声。
其实她好人缘的根本原因来自，重症病房里太少可以交往的对象。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担心，要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坏脾气恰好是个优点：确保你不会很深地和她发生情感。
我见过太多家属，一离开就像逃离一样，恨不得把全部记忆抹去，走出去的人从不见有回来的，仿佛这里只是一个幻境。
我尝试理解她的市侩和不近人情。她应该曾经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过，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让她慢慢学会了自我保护。无论当时多么交心，那些亲属也不会愿意再在尘世见到她。
理解之后，我突然对她亲近了许多。
我努力挖掘她让人开心的部分，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四楼骨科的那个老王，上厕所的时候跌倒，把另外一条腿也摔了，两条腿现在就V字形地吊在床上；二楼妇产科，生出了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我趁着打扫的时候，偷偷瞄了眼，乖乖，真像庙里的神灵。”她习惯张牙舞爪地说话。
这个消息像是只跳蚤从此就落入我的心坎里。好几天，整个楼层都在讨论，并开始想象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双胞胎男孩子该高兴坏了。”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说了：“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
众人开始纠结了。“哎呀，一辈子要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睡觉。”
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