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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他就使那能够联结一切的惟一纽带成为相对的。这个纽带即是合目的的思想、合理的思想、运用到世界的客观秩序上去的思想。但是，使社会得以形成的真理，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的信念，它永远不可能是所有人的信念。当然，理性的见识所具有的真理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但是，人自身所是的真理、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却在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在原始交流的无休止的斗争中，相异突现，分歧产生。由于这一原因，在当代精神状况中开始意识自身的人，拒斥任何从外部作为权威而强加给他的信仰或信念。尚能作为整体的统一性来理解的，就是这种国家的历史方面、精神作为一种生命同其根源的联系以及人在其暂时特定的和不可取代的本质中的存在。
①齐伯林飞艇：是德国军官齐伯林于1900年首次制造的一种“气球船”，可用于商业运输与军事活动。
凡夫俗子批判
叔本华
（17881860），德国哲学家。本文选自《叔本华论说文集》第一卷《人生智慧》，秦典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选文有删节。
日常生活里，一旦没有激｜情来刺激，便会令人感到沉闷厌烦，枯燥乏味，有了激｜情，生活又很快变得痛苦不堪。惟有那些因自然赋予了超凡理智的人，才是幸福的人，因为这能够使他们过理智的生活，过无痛苦的趣味横生的生活。仅仅只有闲暇自身，即只有意志的作用，而无理智，那是很不够的，必须有实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于意志的作用而求助于理智。正如塞涅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等于生存的坟墓。由于心灵的生活随着实在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心灵的生活能够无止境地展开。心灵的生活不仅能抵御烦恼，而且能够防止烦恼的有害影响。它使我们免交坏朋友，避开许多危险、灾难以及奢侈浪费，而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外部世界的人，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一切。如我的哲学虽然从来没有给我赢得一个小钱，但它却为我节省了许多开销。
凡夫俗子们把他们的身外之物当做生活幸福的根据，如财产、地位、妻室儿女、朋友、社交，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所以，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些，或者一旦这些使他失望，那么，他的幸福的基础便全面崩溃了。换言之，他的重心并不在他自身。而因为各种愿望和奇怪的想法在不断地变化着，如若他是一位有资产的人，那么他的重心有时是他的乡间宅第，有时则是买马，或宴请友人，或旅行——简单地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从他的身外之物寻找快乐的原因。在论及相反情况以前，我们先比较—下在两个极端之中的这一类人，这种人并没有杰出的精神能力，但其理智又多少比一般人要多一些。他对艺术的爱好只限于粗浅的涉猎，或者只对某个科学的分支兴趣——如植物学，或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能在这种研究中找到极大的乐趣朝一日，那些导致幸福的外在推动力一旦枯竭，或者不再能够满足他，他便会靠这研究来取悦于他自己。这样的人，可以说，其重心已经部分地存在于他自身之中但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知半解的爱好与创造性的活动迥然有别；对科学的业余研究易流于浅疏，而且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人不应当完全把自己投身到这样的追上来，或者让这些追求完全充满了整个的生活，以至于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惟有最高的理智能力，即我们称其为天资的东西，无论它把生活看做是诗的主题，还是看做哲学的主题，它要研究所有的时代和一切存在，并力图表达它关于世界的独特的概念。所以，对天才来说，最为急需的乃是无任何干扰的职业、他自己的 想及其作品；他乐于孤寂，闲暇给他愉快，而其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甚至那不啻是些负担而已。
惟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完全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这就说明了，这样人——他们极其稀少，无论他们的性格多么优秀，他们都不会对朋友、家庭或总之一般说来的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的人则常常这样。如果他们心里，有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为失去任何别的东西而沮丧。这就使得他们的性格，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绝不会使他们感到满意，因而这种孤寂对他们越发有总的说来，他们就像本性与别人不同的人，因为他们不断地强烈地感到这种差别以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习惯于流离转徙，浪迹天涯，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用我们”而非“我们”来指称人类。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自然赋予他以理智财富的人乃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比客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紧密得多。因为无论客观事物是什么，也只能间接地起：用，而且还必须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
卢西安说，灵魂富有才是惟一真正的富有，其他所有的财宝甚至会导致极大的毁灭（格言，12）。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发展和锻炼其理智的能力，即享受他的这种财富；简单地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每时每刻，他只需要表现他自己。如果他注定要以这种特性的心灵影响整个民族那么他只有一种方式来衡量是否幸福——是否能够使其能力日臻完美并且是否完成，他的使命，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因此，一切时代里的最有才智的人都赋予无干扰闲暇以无限的价值，就仿佛它同人本身一样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由闲暇构成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苏格拉底称颂闲暇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献身于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活；或者像他在《政治学》中所说的那样，无论什么能力，只要得到自由发挥，就是幸福。这和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也完全一致，生而有天才并且要利用这种才的人，在利用其天赋时会得到最大的幸福。
然而，普通人的命运注定难得有无干扰的闲暇，而且它并不属于人的本性，因一般人命中注定要终生为着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谋求生活必需品，他为求得生存而艰难相搏，不可能有过多的智力活动。所以，一般人很快就会对无干扰的闲暇感到厌倦，如若没有一些不真实不自然的目的来占有它，如玩乐、消遣，以及所有癖好，人生便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个原因，它受到了种种可能性的威胁，正如这句格言所说的——一旦无所事事，最难的莫过于保持平静。另一方面，理智太过超常，便会同变态一样不自然。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超常的理智，那么，他便是一位幸福的人，他所需要的无干扰的闲暇，正好是其他人认为令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有害的；一旦缺少了闲暇，他便会成为套上缰绳的柏伽索斯①，便会不幸。如若这两种情况，即外在的与内在的、无干扰的闲暇与极度的理智，碰巧在同一人身上统一起来，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如若结局一直令人满意，那么便会享有一种更高级的人生，那免于痛苦和烦恼的人生，免于为着生存而作痛苦斗争的人生，能够享受闲暇的人生（这本身便是自由悠闲的存在）——只需相互中和抵消，不幸便会奔走他方。
然而，有些说法和这种看法相反。理智过人意味着性格极度神经质，因而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极其敏感。而且，这种天赋意味着性格狂热执著，想像更为夸张鲜明，这种想像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地伴随着超常的理智能力，它会使具有这种想像的人，产生程度相同的强烈情感，使他们的情感无比猛烈，而寻常的人对于较轻微的情感也深受其苦。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情比引起快乐的事情多。有人常常似是而非地说到，心灵狭隘的人实质上乃是最幸福的人，虽然他的幸运并不为人所羡慕。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在读者自己进行判断前表明我的看法，尤其因为索福克勒斯自己表明了两种完全相抵触的意见。他说：“思想乃是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②但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③《旧约全书》的哲人们也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如《圣经外传》上写道：“愚昧无知的生活比死亡还要可怕。”而在旧约。传道书》中又说：“有多少智慧便有多少不幸，创造了知识就等于创造了悲哀。”
但是，我们说，精神空虚贫乏的人因为其理智狭隘偏执平庸流俗，所以严格地说，只能称为“凡夫俗子”（philister）——这是德语的一种独特表达，属于大学里所流行的俚语；后来使用时，通过类比的方法获得了更高的意义，尽管它仍有着原来的含义，意思是指没有灵感的人，“凡夫俗子”便是没有灵感的人。我宁愿采取更为偏激的观点，用“凡夫俗子”这个词来指那些为着并不真实而自以为实在的现实而忙忙碌碌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还只是一种抽象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