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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开初转变时，我还只知道要“保家”，还看不清革命的远大前途。区委书记就介绍我看苏联《红十月集体农场》的画片，叫我到长沙市参观了许多工厂，还看了《锦绣河山》等影片，使我不仅到了长沙，还看到了祖国人民两年来的伟大建设和美丽的远景。当我第一次坐上工人老大哥制造出来的汽车，走进工厂，我心里更明亮了：工人兄弟是一天到晚和机器大生产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对革命事业坚决、勇敢、忠诚，毫无个人顾虑。这又使我联想起只有在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洗刷缺点，走向社会主义。于是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教育了我，挽救了我，使我没有做一个只看见自己鼻子尖下一点利益的糊涂虫，而且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自己走了一段弯路，感到痛心。所以我常常用现身说法，耐心地帮助想“歇劲”的农民兄弟醒过来。
“李四喜”现象并非孤案。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当时有许多农村干部产生了“革命成功论”，比如山西襄垣县一个党支部书记公开宣布解散党组织：“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
透过“李四喜思想”大讨论，不难发现建国初期部分农民与乡村干部有着怎样的简单与纯朴。对比其后岁月里农民群体乃至各个阶层所遭遇的挫折，这场讨论的本质其实是革命者如何退出革命的问题。这些人因为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参加革命，又因为不断革命回不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本来只是需要土地，却被告知还有天堂。几十年后，当历史翻过国家全能而社会无能的一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领悟：让本国国民能够自由地生活与生产，自主地选择留在乡村还是进入城市，才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需要完成之革命。
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本身。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的大地上来。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正如你可以分析出一个柠檬有什么化学成分，却不能分析出它是什么味道。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组织生产、分田单干，同政治性生产或者命令型经济脱节，也正是基于农民自主的生活、理性与感受。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1）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作化过程中不少农民还有保留自留地的权利。1955年11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除了规定“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外，同时留了一个缺口，允许社员在不妨碍参加合作社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同时，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但要控制在全村人均所占土地的5％以内。简单说，自留地的作用“主要是给社员用以种植毛猪所需要饲料之用，及种植自食蔬菜之用”。（《关于自留地计产及与毛猪饲料关系问题的认识》，《江西粮食通讯》1957年11月19日）
中国重新回到了一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时代，一个“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刘少奇语）的时代，直到后来进入“大公无私”的时代，连“我私”都没有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农民的主体土地已经收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耕作，但是自留地的命运则出现了很大的反复与摇摆，一段时间内收归集体耕作，一会儿又下放给农民经营。在“只准大灶烧火，不准小灶冒烟”的“大跃进”时代，许多自留地直接变成了公共食堂的菜园。
自留地效应
小时候我不知道家里的自留地与生产队里的农地有什么区别。不过，每次听到父母谈到自留地，或顺着母亲的吩咐去菜园里摘辣椒或掰茄子、豆角、西红柿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着某种难以言状的温情；你仿佛在野外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及至年长，有了些阅读与阅历，渐渐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背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饿殍遍野的惨剧，我才知道自留地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更像是一个个搁置在夜航船上的救生圈。
广袤无边的原野，有一片属于你家的微小而唯一的土地，就像小王子在B612星球上有唯一属于他的一朵玫瑰花。遗憾的是，在一个权力压倒权利的年代里，没有谁能给绵羊画上一副嘴套，给玫瑰画上一副铠甲，而如果他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土地在那一刻都将失去光彩。
自留地的价值并不止于浪漫，在现实生活中它更具有令人折服的效率。杜润生在《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中这样谈到“自留地效应”：“农民对自留地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土地，所持态度不同，经济效益则大不一样。2分自留地等于1亩集体地的收入，种粮食产量起码要高出1倍，甚至更多。”据说，他山西老家不少地方自留地能达到亩产1000斤。
同是在这本书里，杜润生为土地至今未能真正属于农民而深感忧虑：“没有长远投入的中国农民，在世贸组织中将更缺乏竞争力。几乎所有可与中国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的国家，都没有土地调整一说，这些国家的农民，都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并能够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对其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有自留地，小堡村的父老乡亲才可能像托克维尔笔下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等待收成，把他们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
让公田长荒草
吴思先生曾写过一篇《让公田长荒草》，将古代的井田与二十世纪中国的集体经济进行了对比，认为公田、私田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大田和自留地，区别只在于各自的比例不同。井田制中公田不过九分之一，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占了全部耕地的97％。前者只需要花费庶民的十分之一时间耕种，而后者却只能在业余时间种。但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相较于井田制里的公田与人民公社的大田，个人耕种的私田与自留地的产量却高出很多。原因很简单，现在是“社员在公田里不像在自留地里那么好好干”，而过去是“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2）
对此，睿智的《吕氏春秋》早有论述：“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吕氏春秋·审分》）
意思是说，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像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将田分给众人种，不仅是一种分权，也是一种分责，权责对应，大家种地的积极性也就高了。
后来者小岗村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其后又将毛泽东及其倡导的时代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具体表现为：一、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二、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做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历史记住了安徽小岗村几位走进镁光灯下的农民，然而事实上分田单干并非在七十年代末才开始。“歃血单干”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几年的运动。早在1956～1957年间，因为反对合作化，在不少省市有过一次“拉牛退社”、“包产到户”的风潮。1956年的《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提到了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包产到户，并认为这些做法“是完全对的”。（何成《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当然，这些“资本主义主张”很快被批判禁止。
六十年代，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再度出现。农民说，远看1953年、1954年，近看自留地，这些都比集体搞得好。有些人还将单干称作他们的“总路线”，而政府之所作所为，是“张果老倒骑驴，一步一步退”。据杜润生回忆，1962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而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据统计约占20％～30％左右。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支持搞“责任田”，而这“责任田”在实行后亦被称为“救命田”。只是这个做法很快受到了压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严厉批评，并被免去第一书记的职务。相较而言，此时农民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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