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转让股票是拉拢政界要人的新花样。1984年12月和1986年9月两次转让对象多达155人，其中多为政治家、政府官员、财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名人。这些人以每股1200—3000日元的低价接受股票，购买股票的资金又是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他们在1986年10月底股票正式上市后看其价格上涨抛售，上市时达每股5000日元，翌年4月上涨到7000日元，坐收渔利。从表面上看，股票的买与卖合理合法，但从实质上看，该公司把投机赚钱的机会和手段拱手捧给特定的权贵们，实属行贿和受贿，在合法的外衣下隐藏着权力和金钱之间的肮脏交易。
让我们揭开合法的外衣，看一看里案中权钱交易的内幕吧。
在里案涉嫌人中地位最显赫的政府文官有两名：一是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一是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事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在日本政府的文职官中是最高一级干部。
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内阁更迭频繁易人，而政府文官的升迁不受内阁换班的影响，因此各省厅的业务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事务次官以及局长、课长等人的手中。
加藤孝升任劳动省事务次官的时间是1986年6月，在这之前（1983—1986年）担任该省职业安定局局长。他同里库路特公司结缘正是他当局长的时候。那时，劳动省经常收到群众和全国最大工会团体总评指控里库路特公司的告状信，说该公司的就业情报常有出入，不少人受骗上当，劳动省职安局根据这个意见，准备修订《职业安定法》，严格有关就业情报刊物的发行条例。毫无疑问，这对里库路特公司的生意是个不祥之兆，有可能砸了它发家时的铁饭碗。于是，该公司决定设法阻止这项法律的修订工作，并立即开始了对劳动省官员以及有关人员的收买工作，加藤就是该公司收买的主要对象之一。里库路特公司的收买工作立杆见影，加藤于1984年就决定暂缓该局原定对《职业安定法》的修订工作，只要求有关企业自我约束。
差不多同一时期，由里库路特公司牵头，几家情报企业计划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申报劳动省审批。
这项计划必须得到劳动省的支持，因为劳动省不向这个中心提供情报，设置这个中心就毫无意义。但是，劳动省作为政府部门，它的情报可以向社会提供，但不能向特定企业提供。
而从该中心的情况看，申请资金共5000万日元，其中里库路特公司占4000万日元，实际上被里库路特公司控制了。因此，劳动省不少官员对这项计划表示异议，审批工作遇到了麻烦。
加藤在这个问题上助了里库路特公司一臂之力，说服了那些面露难色的官员，终于通过了这项计划，使该中心于1984年3月宣告成立。在加藤的斡旋下，该中心的理事长由从劳动省退休的官员出任，由此劳动省官员和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由于加藤在这些幕后交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里库路特公司除经常招待他打高尔夫球、钓鱼、派漂亮的姑娘陪着游玩外，1986年10月30日即该公司股票上市的前一天，以每股3000日元低价转让股票3000股；资金全部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加藤在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一夜之间净赚了690万日元，中饱私囊。
在阻止修订《职业安定法》等问题上，除加藤外，原劳动省职安局业务指导课课长鹿野茂、自民党“社劳族”议员远藤政夫、有马元治、大坪健一郎、板本三十次、爱知和男、洪田卓二郎，社会党议员上田卓三，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等人，均为里库路特公司收买的对象，有些人接受捐款、贿金，有些人接受股票，都得到了好处。其中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利用其众议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职务，接受里库路特公司的委托，多次在国会几个委员会替里库路特公司游说，并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贿金700万日元和股票5000股。
前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是里案涉嫌人中另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僚。高石与里库路特公司的交往可追溯到1976年，那时他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里库路特公司聘请他为讲师，介绍各类专科学校情况。该公司根据他的指导，发行《专科学校指南》，开辟了新财源。但因这类学校开停无常，加之情报常有出入，求学者控告里库路特公司的事时有发生。高石作为该公司的高参，不仅在业务上进行指导，还替该公司平息这类纠纷，袒护其过失。
高石1986年6月升任文部省事务次官后，仍与里库路特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还聘请江副浩正为教育课程审议会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作为酬谢，该公司于1986年9月30日向他转让股票1万股，全部资金也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在文部省与里库路特公司之间的幕后交易中，前文部大臣森喜郎也起过穿针引线作用，并于1984年12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3万股。
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前总裁真藤恒，是里案中又一重要涉嫌人物。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原为国营企业，称为日本电讯电信公社。作为中曾根内阁行政改革的一项内容，自1985年4月1日起改为私营企业，但其1/3股份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它是同一般私营企业有所区别的半官半民的“特殊法人”。而且，这个公司同国营企业一样，有禁止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的明文法律。在这样一个特殊法人中，其中大总裁真藤恒通过其秘书于1986年9月从里库路特公司接受股票1万股，两名董事长谷川寿彦和式场英也分别接受1万股和5000股。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幕后交易呢？
原来，里库路特公司迄今依靠各种情报杂志的出版发行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铅字媒介显然已落后于时代，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掌握新媒介、新技术，即计算机情报技术和电讯技术。但这对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人材的里库路特公司来说，是“第二次创业”，艰难且带有风险。于是江副找到了靠山，全面依靠拥有先进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的日本电讯电话公司，并得到了真藤总裁的支持。
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方面看，由于从1985年4月开始在国内推行电讯业的自由化，出现了不少向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挑战的竞争对手。为了战胜对手，也需要拉拢与自己能够合作的企业，进而把它变成自己的“别动队”。由于互有需求，江副与真藤开始了全面合作。
江副在真藤的有力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设备投资。1985年57亿日元，1986年166亿日元，1987年238亿日元，1988年484亿日元，4年内翻了三番。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不仅派长谷川和式场这两名专家指导里库路特公司的通讯业务，而且把自家的线路“卖大户”给里库路特公司。里库路特公司则利用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线路经营分线零售业务，降低成本、占领市场，压倒了竞争对手。
除此之外，里库路特公司于1986年和1988年从美国克雷公司购进两台超型计算机，也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支持分不开。这是因为，首先，里库路特公司在缺乏专门人材的情况下敢于进行如此巨额的设备投资，这里没有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是无法设想的；其次，超型计算机属于“巴统”的统筹物资，里库路特公司购进这种计算机仍需要由政府部门或日本电讯电话公司作保。
由于日本电讯电话公司的全面支持，里库路特公司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初步完成了该公司的“第二次创业”，并增加了收益。里库路特公司向真藤及两名董事长转让即将上市的股票，无疑是对这种支持与合作的酬谢。真藤把倒卖股票收益的一部分落入私囊，另一部分用来收买自民党议员，培植该公司在政界的亲信。
然而，里案引起公愤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公司和当时日本政坛上名声很大的政治家之间行贿受贿的腐败行径。据《朝日新闻》的不完全统计，里库路特公司通过转让股票、捐款、认购宴会券及其它各种形式，先后向60多位国会议员行贿，其数额达13。3亿多日元。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的，有人甚至估计被该公司收买的国会议员可达200名之多。
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大量行贿，与国家相拥抱，是在中曾根当政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1982—1987）里，日本为了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着手调整内外政策，改组国内政治力量，保守党的政治家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和雄心勃勃的战略抱负。当政的中曾根首相自不待言，准备上台的“新领袖”、欲展宏图的“下一代新领袖”们，都忙于扩充自己的实力，挖掘新财源。江副这个腰缠万贯的暴发户看准了这样的时机和投资对象，给他们雪中送炭。他在选择转让股票的对象时曾对身边的人说，要选择“到21世纪也能交往的先生们。”
中曾根通过其秘书共接受了2。9万股即将上市的股票，其中股票上市后立即抛售2。3万股，收益6385万日元，另加各种捐款45—75万日元，一共从里库路特公司获得1。1亿日元的政治资金。
在中曾根执政时期，竹下登、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等3人，被人们公认为是接管中曾恨政权的“新领袖”，而他们之间为了争先夺取权力宝座进行了明争暗斗。里库路特公司为了拉拢新领袖，乘机大行贿赂。竹下自1985年至1987年，以其秘书、亲属的名义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2万股，倒卖收益2400万日元，捐款4500万日元，发售宴会券收入8000万日元，另外其秘书向该公司“借款”5000万日元，共达2亿日元，令人惊讶。另外两位“新领袖”安倍和宫泽分别从该公司接受股票1。7万股和1万股，政治捐款各5000万日元。
6。4 里案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