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秋天就全部完工了。里面差不多都装修停当了。”安娜说。
“这一幢新建筑是什么？”
“那是医生的诊疗室和药房，”弗龙斯基回答，看见穿着一件短外套的建筑师向着他走过来，于是向夫人们道了一声歉，就迎着他走过去。
绕过工人们正在搅拌泥浆的土坑，他停住脚步，兴奋地同建筑师谈着什么。
“正面的山墙还太低，”安娜问他怎么一回事，他就这样回答。
“依我说，地基还应该垫高。”安娜说。
“是的，当然那样会好一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建筑师说。“是当时疏忽了。”
“是的，我很感兴趣哩，”安娜对斯维亚日斯基说，他对她的建筑知识表示惊异。“新建筑应该和医院协调，但这都是事后聪明，毫无计划地就施工了。”
同建筑师谈完以后，弗龙斯基就又加入到妇人群里，引着她们到医院去了。
虽然外面还在从事着建筑飞檐的工作，底层里面正在油漆地板，但是楼上却差不多全完工了。顺着宽阔的铁楼梯走上去，他们走进头一间宽绰的房子。墙壁仿大理石涂上了灰泥，镶着玻璃的大百叶窗已经安装停当，只有镶花地板还没有完工，正在刨镶花木块的木匠们放下工作，解下绑头发的发带，对这群上流人物鞠躬致敬。
“这是候诊室，”弗龙斯基说。“那里摆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和一口橱，此外就没有什么摆设了。”
“请这边来，我们从这里走过去。不要挨近窗户，”安娜说，摸摸油漆干了没有。“阿列克谢，油漆已经干了。”她补充说。
他们由候诊室走进回廊。在这里弗龙斯基指给他们看安装好了的新式通风设备。然后他引他们看大理石澡盆，和安着特殊弹簧的床。随后又引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了储藏室、洗衣房、然后看了新式锅炉房、沿着走廊运送必需物品的无声的手推车，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斯维亚日斯基，作为一个精通最新式改良设备的人，对这一切赞不绝口。多莉看见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只感到惊奇，渴望把一切都弄明白，一切都详细地打听，这显然使弗龙斯基得意得不得了。
“是的，我认为这在俄国是唯一无二的、设备是十全十美的医院，”斯维亚日斯基说。
“你们不设产科吗？”多莉询问。“乡村里非常需要哩。我时常……”
虽然弗龙斯基礼貌周到，但是他还是打断了她的话。
“这不是产科医院，而是一所病院，专为治疗一切疾病而设的，除了传染病人以外，”他说。“不过看看这个……”他把刚从国外运来的、为恢复期间的病人而设的轮椅推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面前。“您看看。”他坐在椅子里，动手开动它。“一个不能走路的病人——他还太虚弱，或者腿有什么毛病——但是他需要新鲜空气，于是他坐着这个，出去……”
一切都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兴趣，一切都使她高兴，特别是那个流露着自然而天真的热情的弗龙斯基本人。“是的，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她三番五次地沉思，没有倾听他的话，而是在凝视他，注视着他的表情，心里在设身处地为安娜着想。现在那样生气蓬勃的他竟使她欢喜到这种地步，以致她明白安娜怎么会爱上他了。
二十一
“不，我想公爵夫人疲倦了，不会对马感到兴趣，”弗龙斯基对安娜说，她提议去养马场，斯维亚日斯基想到那里参观一匹新的种马。“你们去吧，我陪着公爵夫人回家去，我们谈一谈，”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他对多莉说。
“我很高兴，对于马我一窍不通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感到有些惊奇。
她从弗龙斯基的脸色看出来他有事要求她。她并没有想错。他们刚一穿过大门又走回花园里，他就朝着安娜走的方向张望了一眼，弄确实了她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他才开了口。
“您猜到了我想和您谈谈吧！”他说，眼里含着笑意望着她，“我没有弄错，您是安娜的朋友。”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揩一揩渐渐秃了顶的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默不作答，仅仅吃惊地望着他。独自和他在一起，她突如其来地觉得惊恐：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和严厉的表情把她吓慌了。
揣测他要说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想像掠过她的脑海：“他也许要请我带着孩子们到他们家来作客，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绝；也许是要我在莫斯科为安娜搞一个社交集团……要不就是关于韦斯洛夫斯基和他同安娜的关系？也可能是关于基蒂的事，他觉得问心有愧？”她预料到的一切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她却没有猜中他实际上想要谈的。
“您对安娜有那么大的影响，她那样欢喜您，”他说。“帮帮我的忙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胆怯的探询神情凝视着他的精神饱满的面孔，那面孔有时被透过菩提树林的阳光整个照着，有时部分地照着，有时又被阴影遮暗了。她等着听他还有什么话说；但是他不声不响地在她身边走着，一边走一边用手杖戳着砂砾。
“既然您来看我们，您，在安娜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您（我不把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算在内），那么我就明白，您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明白这种处境的所有难处，您还像从前一样爱她，而且希望帮助她。我了解得对不对？”他问，回头望了她一眼。
“噢，是的！”多莉回答，收拢她的遮阳伞，“不过……”
“不，”他打断她的话，无意识地忘记了他把对方放到尴尬的处境，他突然停住脚步，因此她也不得不停下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切地感觉到安娜的处境的困难；如果承您的情认为我还是有良心的人，这一点您自然是很明白的。这种处境都怪我，因此我有这种感觉。”
“我明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由地叹赏起他说这话时那种坦率而坚定的态度。“不过正因为您觉得是您造成的，恐怕，您是言过其实了哩。”她说。“她在社交界的地位是难堪的，这我很明白。”
“在社交界简直是地狱！”他愁眉紧锁，冲口说出来。“再也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比她在彼得堡那两个星期中所遭受的更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了……请您相信吧。”
“是的，但是在这里，只要不论您……不论安娜，都不感到需要社交界的话……”
“社交界！”他轻蔑地说。“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或许永久如此——你们是幸福而宁静的。我从安娜身上看出来，她幸福，十分幸福，她已经对我说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着说；不由自主地，一边说着这话，一边又怀疑安娜是不是真正幸福。
但是弗龙斯基，看上去，对此却丝毫也不怀疑。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她历尽千难万苦，她已经恢复过来；她是幸福的。她目前是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怕，我考虑我们的将来……请您原谅，您想再往前走吗？”
“不，怎么都可以。”
“那么，好吧，我们坐在这里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坐在花园林荫路转角的椅子上。他站在她面前。
“我看出她是幸福的，”他重复说，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怀疑安娜是否真正幸福的念头越发强烈了。“但是能够永远这样吗？我们做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已如此，没有翻悔的余地。”他说，由俄语改成了法语。“我们是终身的伴侣。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起来的。我们有个孩子，我们可能还会有孩子们。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是这么一种情况，以致它们之间发生了无数的纠葛，而这在目前，当她经历过种种苦难恢复过来的时候，她不注意，而且也不愿意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却不能不注意。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他说，做了一个有力的否定手势，带着一副忧郁的询问神情凝视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她没有回答，只注视着他。他继续说下去：
“有一天也许会生儿子，我的儿子，而在法律上他是卡列宁家的人；他既不能承继我的姓氏，也不能继承我的家产，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多么美满，无论我们有多少孩子，我和他们之间都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他们都是卡列宁的。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痛苦和可怕！我试着跟安娜谈过，但是这惹得她生气。她不了解我这一切不能跟她往明里说。反过来再看看。我有了她的爱情感到幸福，但是我需要事业。我找到了这种事业，我为它而感到自豪，而且认为它比我以前的那些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所从事的事业高尚得多。我的确不愿意用我的事业来换他们的事业哩。我在这里工作，在这地方安顿下来，我又幸福又满足，除了我们的幸福再也不需要旁的什么了。我喜欢我的活动。Celan‘estpasunpis－aller，①相反地……”
①法语：这也并非权宜之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解释就含糊其词了，她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他离了题，但是她感觉到他一经开口说出了他不能对安娜讲的心事，于是他现在就把什么都完全吐露了，他在乡村里的工作问题，就像他同安娜的关系一样，都是属于那一类的心事范畴的。
“哦，我往下说吧，”他说，定了定神。“主要的是我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信心，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会有继承人——但是我却没有哩。你就想想这个人的处境吧：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热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们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这真可怕啊！”
他停顿下来，显然激动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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