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司令员，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邓政委借去看的，刚还我。”
刘伯承接过书，翻开封面，看到扉页上写着——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好书啊！”刘伯承感慨道，“这都是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应该多多地向部队推荐。土地还家啦，战士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不要四肢越吃越壮，头脑越变越小。我们面前的任务艰巨得很，精神食粮也要跟上。可以把一些优秀的世界名著搞成缩写本，或者选择一些章节，刊登出来。”
齐语说：“您指示我们把《恐惧与无畏》选章节向部队推荐，效果非常好。”
曾克说：“我一直跟3纵活动，他们几乎把《恐惧与无畏》当成教科书了。”
“一部文学作品有时能起到教科书起不到的作用，因为它具有感染力，很容易打动人。”张际春拿起桌上的稿子，递给齐语：“我看了，不错，可以发稿。”
刘伯承说：“你们记者团写了不少好文章。抗战时，咱们有个新闻记者，为着抢快，不负责任，战斗还没结束，就臆造了战斗场面和英雄人物，写了稿子给报社，弄得一期报纸作废，此人得了个‘客里空’的丑名。”‘
张际春说：“我们记者团可不能出‘客里空’噢！”
刘伯承手里捧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时翻动着，爱不释手的样子，说：“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也要知识化，而且两家都要实际化。你们都知遣英国的大剧作家削伯纳，他才华过人，只是相貌丑了点。美国著名的舞蹈家邓肯生得很美，很仰慕肖伯纳的才智。她给削伯纳写信说：假如我和你结婚，生下来的孩子有你那样的脑子和我这样的身体，那将会多么幸运啊！肖伯纳回信说：这个孩子的运气也不一定那么好，他可能有我这样的身体和你那样的脑子……”
屋子里的人大笑。
远远的雷声在空中沉闷地滚过来。
屋内顷刻静下来。
“又要下雨了。”
张际春不由自主地把脸扭向黑漆漆的窗外。
鲁西南 黄河大堤 赵家楼 1947年8月6日
吉普车在风雨中艰难地行驶，车轮溅起泥浆，一甩数民高。
车内，邓小平手里搓着一支烟，沉思着。
车开上大路，但见一群群百姓扶老携幼，挑担推车，在泥泞中跋涉。
车停了，邓小平跳下来。
“老乡，你们这是去哪儿？”
“俺是跑黄水呀！同志。”
“不是没有决口吗？”
“你这个同志，等决了口就晚啦！听说国民党在上边要炸堤了，雨水又这么大，再不走，黄水下来往哪跑？”
邓小平上了车，直奔黄河大堤。
大堤上黑压压尽是人，穿军装的军人，光脊梁的民工。堤上堆砌着充填沙土的麻袋、草包。
盈槽的黄水翻滚着泥沙、泡沫，浩浩森森，汹涌澎湃。
野战军军政处处长杨国宇一身泥水，行动极敏捷，像一个快速旋转的泥球，洪亮而富有乐感的川腔随着他的身影流动。
“磨蹭啥子嘛！5连，快到上面去！……你这位同志，这哪里是抢险，分明是搭鸡棚棚嘛！重新加固！
“杨大人。”邓小平没有开玩笑的心境，只是平时喊惯了，脱口而出。
“邓政委！”杨国宇用手抹抹脸上的雨水，焦急地说：“水要是再往上涨，可就……”
“知道了，我再派些部队来！”
“还有麻袋，草包！”
邓小平“嗯”了一声，走下黄河大堤。
刘伯承住的院子里也积满了水，青砖搭起一线“砖桥”。
邓小平走到门口，看到一块立着的大青砖上刻着度数，积水在一点一点往上涨。
屋子里已经漫进了水，尽是稀稀的泥浆。邓小平走进去，没有见人，正欲转身出门，看到桌子上刘伯承的墨迹——“忧心如焚”。
邓小平站下，沉默地面对这四个字。
为大将者，焉有不察天候、地理，而度情势者。这不安静的黄河，这日益增加的围兵，严重威胁着十几万大军；一旦洪水与围敌双重而至，整个战略转折将有可能失败，造成千古遗恨……。马上走！马上走？伤员没有转运，炮弹、物资没有补充，没有经费，没有冬装，没有休整，没有……什么也没有，而面对的又将是没有后方的作战。
忧心如焚！
这种心情勾起了邓小平的记忆。
那是1945年8月，邓小平和刘伯承也经历了这种“忧心如焚”的时刻。
日本人刚投降，蒋介石在重兵进犯上党的同时，三次电邀毛泽东，图谋在军事压力下迫使中共订城下之盟。
毛泽东寄希望于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
8月28日毛泽东飞重庆。8月24日刘邓还在延安。
如果从延安沿秘密交通线回到晋冀鲁豫前线，行程需要一个月。
上党战役越是打得好，重庆谈判桌上的筹码就越有分量，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就越安全。可是，一步怎能迈过千山万水？
忧心如焚！天气也是这么热，这么燥。
在太行前线的李达也十分焦急，连电催促刘邓速回太行山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
令人无法置信：最终使刘邓迅速回到太行前线的却是一架美国飞机。抗战刚结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还没有撤走，飞机就是他们的。与刘邓同机离开延安转赴各根据地的还有林彪、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王近山、膝代远、江华、张际春、黄华、陈斐琴等。
当然，这些美国人不知道乘坐他们飞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还以为一群“土八路”想开开洋荤呢。
五个小时后，刘邓的全班指挥人马到达太行前线。上党大胜。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刘邓创作了“解放战争序曲”这一杰作。
在时间和空间上所赢得的东西，对于军事行动是多么重要啊！
眼下，再不会有美国的飞机把部队运往大别山了。
邓小平拂袖，出门钻人雨中。
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地主的院落里，房屋高而宽大。李达面前七部电话机，拿起这个，响起那个。
李达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襄助刘邓，不离左右。刘伯承历来主张司令部要精干，他的“袖珍司令部”是出了名的，四位主管干部没配一个秘书。大大小小的战役从战前计划到战斗组织实施、战后总结部署，都由李达亲自动手、动腿、动嘴。在野战军司令部各级干部中，李达是休息最少的一个。他谦诚执著，多年来又耳儒目染刘伯承“心细如发”、“周全慎密”的作风，所以事必躬亲，部队每到一处就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检查群众纪律，甚至连部队的临时厕所挖的地方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
过黄河以来，部队在战斗间隙还休整过一两天，李达却像上了套一般连轴转；拿下羊山，部队休整了，他反倒更忙。往后方转送的，从后方调运的，车、马、人、物、吃、喝、拉、撒、住，哪一样想不周全都会出问题。最费精力的是南下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构想。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不能“上了轿才缠脚”，他需要在兵马未动之前，给统帅部提供一份完备的战略蓝图。
李达被超负重荷压得头发一把一把掉，眼圈烂了般的殷红。他没有烟酒嗜好，实在难以支持了，就嚼一口大葱，喝一口醋，厚厚的嘴唇吧嗒一阵子，说不出什么道理，那疲惫到了极度、僵硬得失去韧力的神经在辛辣和酸涩的刺激中渐渐又恢复了弹。
早上，刘伯承让卫士长“押”着李达去睡觉。刘伯承前脚刚走，他又偷偷溜回司令部。未料，刘伯承转了几圈又回来，一眼瞅见抱着电话机的李达，实在是火了：“啷个搞的嘛！这个时候，你要是病倒了，不是要我的命吗？”
李达憨笑着摆摆手，对着话筒喊：“不行！赶快把那里的电话线架通！随时报告水情。不行，20分钟必须架通……”
刘伯承无可奈何。
邓小平匆匆走进来。
刘伯承忙问：“堤上情况怎么样？”
“不好。”邓小平转过身又对李达说，“险情不减，再拉两个团；上去，多备一些麻袋、草包。”
情报处处长柴成文走进来报告：“现在又有桂系两个师往这里调，加上从陕北、山东调来的五个师和原有的东、南、西三面围敌，一共是13个师，30个旅，35万人。从所得情报看，敌可在两天内完成合击之势。”
刘伯承沉思。
李达说：“11纵报告，今天进入梁山以西、郓城以北。各部队都在想办法迷惑敌人——用石灰粉在主要道路的交叉口撒上问北的标志；在能通过部队的徒涉场、渡口，用高粱杆搓成向北的箭头；有的部队还沿途不住地打空枪。敌人不知所措，真的以为我们要北渡黄河。从徐州、开封调来的敌军尾追他们向北去了。”
“好！”刘伯承站起来，“让他们动作再大些，一定要造出主力北渡黄河的声势，吸引敌人越多越好！”
邓小平：“必要时，可使一部渡河，彻底消除敌人的犹豫、访惶！”
李达：“11纵新组建不久，我想让冀鲁豫军区配合他们向黄河佯动，牵制敌人。”
刘伯承：“很好，就这么办。”
李达匆匆离去。
邓小平点着一支烟。
刘伯承摘下眼镜擦拭。
走？留？
10万大军面临抉择。
战场局势不测如阴阳，难料如鬼神，贵在临期应变。大帅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
刘伯承：“邓政委，我们马上开个会。”
邓小平：“打破常规，除各纵队领导，把司、政、后机关各部处的同志都请来！柴成文，通知他们，速到！”
会议气氛热烈、活跃。
天气闷热，陈再道解开衣扣，撩起衣襟扇风：“我的意见是再打它一两仗再走。虽然连续作战，部队疲劳，但我们是胜利。师，士气旺盛；而且现在华东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