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笔挺的三军仪仗队、军乐队，甚是雄壮和好看。欢迎国宾的礼遇无疑满足了斯穆特小小的虚荣，他赞叹道：这是何等隆重的欢迎仪式呀！
斯穆特接受了十七响礼炮，又检阅了三军仪仗队，然后参加“国防部长”俞大维和“太子”蒋经国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酒会。当斯穆特踏着红地毯步入宴会大厅时，嘉宾们整齐起立，掌声如潮。那一刻斯穆特真切地感受到，美国人在这个小岛上所享有的极特殊尊贵的地位。他，一位在国内并不十分显赫的海军中将，在这里，不仅仅是上宾，而且是“上帝”。
以后日子，每天例行公事似乎就是应酬和吃饭两项。一次邀请接着另一次邀请，一次宴会接着另一次宴会， 他从好客谦恭的中国人那里学到一句形象的玩笑话：“疲劳轰炸”。最高潮自然是“总统”及夫人的召见和款待，“总统”在天南海北闲聊并关切地询问他在台湾有否不适并叮嘱左右一定要给予最好的生活保障之后，重复了许多中国人都曾谈及的那个主题：请美国盟邦尽全力援助我们！
斯穆特真正被这种东方式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了，他也十分真诚和热情地认为，自己确实应该给与这个小岛上为了生存而挣扎奋斗着的非常可怜的一些中国人以帮助，何况帮助台湾本质上也就是自助美国。所以，他对“总统”重复了对所有中国人许诺的慷慨大度：美国有句名言，患难是考验友情的试金石，为朋友献出一切者乃真朋友。对“总统”阁下及所有中国朋友的需求，本人一定尽全力而为之，我的使命和良知均要求我这样去做。
“事情紧急。我们需要盟邦的援助！”
现在，胡旭光正用一种受了欺侮的小兄弟才有的哀乞的眼光望着他。
极短的一瞬间，斯穆特身不由主慌乱地把目光移向他处。他似乎于突然间醒悟和发觉，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官这个差事面对的不光是赞歌、鲜花、掌声和碰杯，还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扫兴和棘手的难题哩。
是的，援助！援助：如果他仅仅代表自己，他是很想把那条上万吨的“新港新闻”号开过来助战的。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代表的是美国，没有忘记国务卿杜勒斯临行前的交代：将军的职责是既要保持我们中国盟友的信心士气，又要避免让美国陷入一场同赤色中国没有结果的战争中去，仅仅为了几个并不重要的岛屿的归属而冒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并不符合我们美利坚的利益。
他是军人，曾率领世界无故的美国的舰队遨游五大洋，那时，整个地球都在他的脚下。而今天，一个小小的海岛压在他的肩上，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解开衣扣，松开领带：“噢，今天的天气实在太闷热了……是的，援助，胡局长，一定会援助的……请允许我把今天的事件先向华盛顿和总统报告……”
在金门炮战的几十个昼夜，斯穆特几乎没有回过他在台北的豪华的家，睡眠不好与连续不断的神经紧张使他体重减轻了15磅。每天午夜12点以后，是他同（美）国内直接通信的时刻。时差关系，此时海军军令部长及其幕僚正在工作，可将金门最新战况直接报告给他们。
若干年之后，卸任赋闲的斯穆特以未辱使命的愉快心情回忆：
如果炮击期间，我们作了错误的决定——尤其是未经请示及咨询，误
用我们的空军去制压大陆上的火炮，则可能造成一场国际大战。
“条约”中说明：如果“外岛”遭受攻击而威胁到台湾本岛的安全，
则我们将协助防御。除此之外，我们的援助仅为顾问咨询及后勤支援，无
直接军事支援。我必须经常记住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条款。而中国人的目的
则是使美国卷入直接对抗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我只能向蒋总统说明，虽
然那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我军不得直接涉入当前的事件。无疑，对他们
而言，此举是严重打击。
在台期间，斯穆特恪尽职守地做了他职权范围内应做的一切，并且，十分礼貌和技巧地回避了蒋“总统”给美国人备下的圈套。
欢送他的场面与迎接他的场面一般隆重。他走后，台北官场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是几任美军协队司令中最真诚、友善、热情和富于同情心的一位，但他同样表现出了美国人绝不会轻率上钩的精明与滑头。
斯穆特放下酒杯，适时向东道主建议：“鉴于金门那里正在发生激烈战斗，今天的晚宴是不是到此结束？”
他一边将餐巾整齐地折叠成三角形，一边说了句美国式的幽默：“哦，这是我生平第一回望着一桌丰盛的食品而饿肚子，那个可恶的毛泽东。”
消息公布，欢声笑语戛然而息，满堂失色。人们纷纷搁置刀叉酒杯，在瞬间的沉默静肃后，宾主尽散。
惊惶不安的议论和杂沓匆乱的脚步声，掩盖了海军中将的窘迫。
4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甫一签订，周恩来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集团与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不予承认，坚决谴责。
不论蒋介石有多少堂皇的理由，都无法绕过一个严肃的命题：用“条约”方式请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领土和海域长期存在，以维持国家分裂状态，并期待其正式卷入中国内战，这确是与“卖国”二字很容易划上等号的的行径。
早已被大陆方面扣上“卖国贼”帽子的蒋介石，又多了一条相当过硬的“卖国罪状”。
纵览数千年中国史，中国人最容不得的一类丑行就数“卖国”了，帝王将相谋臣政客们一旦沾上“卖国”的边，便永远地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即便曾做过一二件好事也无人记得，注定了要遭世代唾骂遗臭万年。一位文学家说过：桧，本是一种美好有用的树木，只因了秦桧的缘故，沾了汉奸的干系，后世再无一人以“桧”为名。
“卖国”，是一顶沉重得任何政治家都戴不起却极愿奉送给敌手的大帽子。
到了台湾，蒋介石发表了大作《苏俄在中国》。阅题可知，作者的本意是将毛泽东们写进“汉奸列传” 。 因此，文章的立论不再围限于对传统的“共匪论”、“奸党论”的阐释，而是大谈苏联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因为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均受莫斯科指使，所以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乃使中国沦为了苏联的“殖民地”。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为毛泽东提供了最好的把柄，他不失时机将“卖国”的帽子丢过海峡去。毕竟，中国大陆上没有苏联的一兵一卒，而台湾，却已越来越像美国海陆空三军的大本营。
甩过“帽子”，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蒋介石虽然也卖国，但这个人与汪精卫还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对他既要打，也要拉。他怀着极大兴趣冷静地关注着台湾的客人与主人是如何相处的，换句话说，蒋介石的“卖国”究竟卖到了何等程度。
无风不起浪，闹剧顶好看。
1957年3月20日午夜11时， 从阳明山中正路1段6巷B1公寓内，传出两响沉闷的枪声，一桩震撼台湾乃至世界的凶杀案发生了。
杀人者，美军上士雷诺。
被杀者，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
雷诺编撰了一个漏洞百出不符常识的故事：
是日晚，我听到太太惊叫，有人正偷窥她沐浴。便回到卧室拿起手枪，
从后门出去。黑暗中，误以为刘持木棍为钢管，恐被刘伤害，故发二枪，
将刘击毙。
台湾报刊评论：雷的供词天方夜谭般荒诞离谱，充斥了好莱坞剧作家式的灵感。
台湾刑事专家现场勘察后， 获得疑点甚多。如：室外明明有60W电灯光，雷诺为何说看不清楚？雷诺讲距刘十四、五英尺开枪，为何伤口处有火药，发枪距离明显在十六英寸以内？死者伏尸地点与中枪地点相距一百多米，刘中弹负伤后怎会逃出如此之远，又为何一路上竟无一滴血迹？等等。
香港《新闻天地》大胆推测事实真相：
刘曾替雷转手卖过东西。因此，就有一项可能，雷经常将美军物品拿
出，托刘转售。刘知美军军纪严厉，曾以此讹诈雷。雷“被吃”，乃萌杀
机。这件事的可能性很大。
若按台湾刑警惯用的侦讯方法，一阵好打，再施以灌洋油坐老虎凳等叫人七魂出壳之酷刑，雷诺即便铁嘴钢牙，也得从实招来。但无奈驻台美军享有“治外法拉”，雷诺只受美国军事法庭审判而不受台湾法庭审判，台湾当局除了要求美国军事法庭必须在台湾公正审判凶犯以外，别无他法。
雷案遂成为台湾衔谈巷议最热门的话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杀人者偿命”为万古不争的律条，退一步讲，雷诺即使从轻发落免于一死，也得判个终身监禁或三十年苦役。谁也未曾料到，在美军教堂连演了三天审判戏后，法官菲尔德上校宣布：雷诺无罪开释。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立即喜笑颜开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妻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整个台湾瞠目结舌，继而义愤填膺。一位记者写道：美国佬应该懂得，你把每一个台湾人当成没有脑子的木头时，这个岛上已布满了干柴。
第二天，5月24日上午9时30分，台湾“外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台临时代办波尔契，对审判结果深表不满，要求重新审理。
同一时间，刘自然的未亡人奥持华举着一块中英文写的“杀人者无罪吗？我控诉，我抗议”的标语牌走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示威。中午12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奥特华放声大哭，语不成句地说：“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中国人抗议。除非美国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现场有一老妇，陪她一道涕泪纵横。女人的眼泪具有传染性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