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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17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哪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1928年）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亦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1月20日的事。
五、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
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
可喜的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几番说话居然说动他们，将掠去的衣物还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陆。他赶至都斛，经警察所的指示，又通电话于县政府，所以就寻得我们了。于是原来同行五人，又复会齐出发。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21日下午我们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这好像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一样。市面繁盛，有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此。先得知专员是旧日相熟的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来看我，欢然道故。次日又约请彭指挥林生和一些军政长官以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我设宴。并且派一个队长带了弟兄，于宴罢护送我们一行去肇庆。
此地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尚势君，在席上向我谈他是广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员，虽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长请去的，我早离开。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的基础，养成好的学风。他们后来的人，从我遗留下的规模和同学口碑之间，虽未谋一面，却完全清楚我的为人了。——不料随处都遇到对我有好感的人呢！
六、经开平到肇庆
22日午后起身，当晚抵开平县城。县政府陈科长伟宗先迓于中途，林县长开远又到旅馆来看我们。据他说亦是十七年在广州会过面的。他随你们姨父伍庸伯先生做过事，所以常听伍先生说起我。——那么又算是一个熟人了。
23日黎明，县政府雇来五乘轿，林县长又亲来送行，当晚宿田村。次日继续前进，午后二时便到新桥，在新桥换小船，傍晚就到肇庆了。
肇庆是府名，县名高要。此处为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在地，专员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专员磊夫的电报，又经护送我们的队长通知他，所以当下便同他夫人来看我们。我以为这王专员是不认识的生客了，哪里晓得我虽不认得他，他却又熟悉我呢！
原来广州西村有两间学校，一是第一中学，一是工业专科（后改工厂）。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为同处西郊，一中的校况学风他很清楚。几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连县县长三年，刚从连县调任此地专员不久。在连县时，王夫人和你们大姨（伍庸伯夫人）往来亲密得很。王夫人对我说，虽未会面，早从相片上认识了我和你们两兄弟，并且还看见恕儿寄给大姨母的绘画和木刻呢！
王专员告诉我，伍先生领导之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在三水县境内，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的。可惜我与同行诸友要赶路，不及去访看老而益壮的伍先生了。
是晚（24日晚），我们宿肇庆大旅店。次日天明王专员和他的夫人又来旅店，引我们出城去避空袭。这天明避空袭是肇庆近月以来的规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过午才回城。王专员就在城外一书院旧址办公。我们便在他办公室休息和吃早饭。他夫妇又引我们游公园、游郊外树林，再吃午饭。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此为25日事。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8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3）
七、搭船上梧州
25日傍晚，王专员夫妇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的唐姓军官亲自送我上船。这是以前航行广州的拖渡大船。船老板表示客气，将特舱位让给我们，而且坚持不收船价。
我们一路上船轿车脚等费，以及宿食等项，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别客气相让，所以从澳门冯祝万先生借得国币一千元，又代换五百元，共不过一千五百元，五个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专员、彭指挥、王专员先后赠我路费，皆没有再接受。实在沿途承受朋友们的好意已经很多了。
王唐诸公道别去后，船快要开，忽然在我铺位旁边坐了刚上来的一位客人，短装如工商界人，以帽压额，虽在灯影恍惚之下，我却已看出是久柄广东政权、威名赫赫的陈济棠。我们在港皆确知他陷在港没出得来，而在澳门以及沿路皆听说他被敌人拉去广州，并传说已到南京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他能脱险回内地，不独他个人之幸，亦是国家之福。我忙指给身边的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像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的，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1月12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的。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26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八、脱险后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的。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28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4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悉的。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