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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陈说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分两段说。先就彼时政协所取得协议的宪政，申论其必将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附带说：毛主席对宪政似未寄以信心，而在刘少奇等人以为那便是中国政治的出路了。但毛主席却仍然亲口对我说，他们准备搬家到苏北清江浦；他将常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开会时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宪政能施行一时。——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当然，不到那时，不必考虑。
关于学英美式宪政必将失败的话，今可不多谈。我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一个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他失势下台。话不好明说，而当时竟被任弼时觉察出来，问我：“你是说要待蒋介石死了吗？”我点点头。此公聪明，在建国后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继续谈我预备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当时，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驱除之，竟尔奠定无产专政之局如今日者。我当时只就常情常识申说我怀抱的见解主张。
我的主张根据我对中国当前问题的认识，而当前的中国情况则基于过去中国社会本质上（组织结构上）有所不同于世界他方。这原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延安曾和毛主席往复辩论两个通宵未得解决的老问题。那时他说我太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国社会仍然有其一般性，我则反责他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过于偏从一般性来看中国。实际上我此时要陈说的主张，仍就是八年前曾经提出的那一建议。不过今天所见更逼真，筹思更加成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议就是要国内各方面（主要是两大党）从当时的团结抗敌前进一步，而确定合作建国之大计。其入手即在“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大问题上交换意见，互相磋商订定国是国策。此事如有成果，其第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对抗的各党派转化为协力合作建国的一个党派综合组织。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2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2）
政治上的奔走活动必然产生党派，党派的组成客观一面是各有其社会基础（例如阶级性、地域性、行业性或其他），主观一面是各有其主张要求。然而大前提更看中国人面对的是什么问题。问题来自外，抑或在内？国家危亡是其第一问题，所以救国运动是其存于实质上的共同点。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应当彼此合作，不应该互相仇视。但国家危亡有其内因，改造社会本身又属必要。从而每每彼此立场不同，又落于分立乃至对抗。抹杀其不同，是不好的，亦是不可能的。这就客观上决定在合作中莫强为混同，应当有合有分，顾不说联合而说综合者，所重在合也。
彼此协力合作来对外或较易，协力合作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岂易言哉！如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组织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是必切实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则：
（一）各党派在订定国是国策时交换意见，应只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自夙怀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学思想或主义信念为其当前意见主张之所本，却应避免谈及。
（二）彼此交换意见应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即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出，却应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决，或如何应付此当前问题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归一为止。
（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大目标上殆莫不倾向社会主义，纵然所谓社会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认同，仍不妨订定下来。盖既为远景，固非现时所必争。
（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订定之后，随时就当前问题不断地赓续进行商谈修订，只要各方同意，不须拘执旧章。
以上所叙非我当场发言原词，却是我筹思很久的要义。
继此而申说的便是党派综合体不负行政之责，而居于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治权付之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在实施中如有意见可随时反映给党派综合体）。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时保持在一致的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而动摇根本。
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此外无人置一词。
次日毛主席约集其同志数人与我会谈，其时因有蒋方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主席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关于改动宪草事，盖出于孙科等备受其党内诟责，孙同邵力子二人向周恩来代表再三恳求修改。周公商之张君劢在三大问题上分别作如下之让步：（一）国民代表大会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得对行政院为不信任投票，改为对总统负责，并删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订省宪改为制定省自治法规。如此重大问题在各方取得协议后岂得再改动？然而在野方面却居然向国民党退让了。中央通讯社高兴地大肆宣扬。延安方面吃惊不小，急电促周公回来作报告。其报告和讨论的会，我一个党外人未便参加，即于次晨飞回重庆了。
如上所记我在延安的谈话，因为事隔多年，今日不可能记忆清楚。但其内容意思要点大致总不外如下这些：
（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是不行的。
（二）既要建设一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
（三）一党专政之路（如法西斯、纳粹、布尔什维克）虽然似乎可以贯彻一定方针而前进，但在这散漫成性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基础上难以建筑得起来。
（四）凡事总要照顾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着现实社会条件有其可能之一面。因此所以多党互竞或一党专政均不是我们的前途。这就归落到我所设计的党派综合体那一主张。我曾有《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极能代表我当年的见解思想，亦即我到延安与中共方面谈话的大意，读者不妨取而参看。
这次再访延安，除了谈话，还下乡参观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公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政治协议的改动情况，在那里前后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见到刘少奇同志，好像当时他在前方。第二次见到了。还记得他和彭德怀二位的住处与我的临时住处相邻，我还去回访过他们。陈绍禹（王明）也曾来过我的住处，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别后一场大病初愈。陈作为共产党在参政会的代表之一，重庆会内会外我们常可碰见。在这次访问中，朱德同志还向我提起当年他德国留学后途经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访问我而未成的事；想访我是由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孙炳文烈士的建议，而孙是1912年我在《民国报》工作时该报总编辑。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人称“妈妈同志”，孙泱和孙维世之母；孙泱与孙维世兄妹均死于“文化大革命”中），这次访问中也见到了。任维坤也是当年在《民国报》的同事，她是报社中三个女编辑人员之一。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3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3）
1948年在重庆从事《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
二、1950年后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的几次谈话1950年3月12日的谈话纪要
我是1950年1月半从四川到京的，其时毛主席周总理方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未归。3月10日我在统战部安排下随同党内领导诸公到前门东车站迎接他们两位返京。次日晚间举行欢宴，我亦被邀参加。席间主席语我：明天晚上我们谈谈。12日晚7时后在颐年堂见面，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座。谈话至深夜12点后用饭，饭后又略谈片时，兹追记留于我记忆中者于下：
主席问我：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我稍迟疑，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1949年11月尾，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接收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而且全国划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还有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些都是问题。——这些话存在心里，却未便说。
我向主席说：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治天下要难得多。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我一向的口号。我虽不参加政府，但我建议在政府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