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打击的这一剧烈变动，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人们认为苏联的整个体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十分腐朽。
虽然在1939年人们很难估计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技术力量之低，大致相当于人们对它的1939年水平所作的最低估计，然而它对促成共同敌人德国的败北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也导致了它自身的战败。俄国历史中最近的这一史实，同它的固定地理特征联在一起，使人们在1939年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两个西欧国家如果能够争取到苏联作为盟国，那么这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对于它们可能具有明显的价值；反过来，如果苏联成为德国的帮凶或同犯，那么它对两个西欧大国所能造成的破坏，较之所有其他欧陆国家集合起来所能造成的还要严重。
苏联和西欧列强在相互合作以便维持均势、对付侵略成性的德国这一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但是光有共同利益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必然就会结成联盟；因为均势从来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粗看起来，所谓均衡可能象是纯物质力量不由人操纵在发挥作用，使用“均衡”这个词就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拘泥这一明喻的字面意义，那么就很容易引起误解。仔细一看，就很清楚，实际上并不是无生命力量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在相互发生冲突的场合，人的因素和人的考虑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一些国家共同遭到一个位于中央的侵略国的威胁时，它们便努力结成联盟，作为各外围国家的重要对策之一。这时人的因素的重大意义就呈现出来，或许主要就呈现在这里。如果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成功地结成防御性的联盟，那么光知道这一行将结成的联盟对它们彼此都有利益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即使它们全都清楚地知道这个联盟对于它们的生存是极为必要的，它们在心理上还是无法彼此达成协议，除非它们认识到除了共同的利益外，还要有一种以相互同情和谅解为基础的信任感。事实上，建立一个联盟需要有缔造一个联邦的那种有利的心理条件，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参加联盟谈判的各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心情。
这种心理上的条件往往成了俄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合作的障碍，因为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居民，他们的观点、理想、风俗习惯全都不同。俄国人皈依了拜占庭的东正教，而西方人则皈依了罗马的天主教。这种文化发源上的差异，产生了使得俄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分道扬镳的持久影响，而这种民族精神上的差别也始终没有得以克服。然而这一差别在1689年到1917年的二百二十八年间曾经被遮盖起来；因为彼得大帝于1689年在俄国取得政权以后，曾经推行了一项革命的政策，他的继任人又继续加以执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国政权被推翻，然后是接替那个政权的短命的自由政权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给俄国社会配备上一个西方方式的外来上层建筑。虽然这种做法最后证明不过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础不牢固，但是在这一建筑物存在的二百二十八年间，却大大促进了俄国和西方的合作。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中，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关系，至今仍然是少数人占有的禁地，因此，俄国西欧化的影响未必传播得很广，也未必渗透得很深，使俄国至少在外交目的和军事目的方面有可能成为西方国际礼让社会中的有效成员。俄罗斯帝国1701…1702年并进了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斯特兰德省和利兰德省，并在1795年并进了库尔兰德省，这就加速了它进入西方外交社会的过程；因为上述三处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国家，自十三世纪以来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组成部份。它们有一个日耳曼的贵族统治集团，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同类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这些“波罗的海的贵族”参加了俄罗斯帝国的政府，但他们的人数非常之少。俄国贵族统治集团渐进的西方化过程是相当有成就的，这就使这个集团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罗的海臣民通婚，其后又和俄罗斯帝国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欧人通婚。至于罗曼诺夫皇族，他们也与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们最后事实上成为一个泛欧皇族的组成部分。
因此，当十九世纪的一位沙皇会晤他的姻弟兄奥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国女王时，当十九世纪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会晤他的俄国同行及波罗的海…日耳曼血统的姻弟兄时，双方都感到非常亲切，毫无拘束。西方当然知道，覆盖在俄国生活上的那层熟悉的外表不过是薄薄地遮住一个黑暗的深渊的虚饰而已。“俄国农民”、“俄国皮鞭”、“大屠杀”以及“西伯利亚”等等才是俄国不愿外扬的家丑。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够同他的俄国对手打交道，而毋庸理会俄国的底层社会；至于理会到这种现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宽慰，因为他们知道，自从1825年以来，俄国人中就有一项改革运动在进行着。这似乎预示，俄国那块藏污纳垢的地方迟早要被俄国人涤荡干净的。另一方面，俄国当然也有一批老于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于世故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强烈地非难西方的“邪恶的实利主义”，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强烈地非难俄国的“野蛮行径”一样。但是从1689年到1917年，俄国这支反西方的势力始终未能掌权。执政的俄国反动派和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派是一样倾向西方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和英国的乔治三世于1812年就防御拿破仑问题磋商联盟事宜时就不存在有任何严重的心理障碍，而俄国和两个西欧国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的二十年间就共同防范德国侵略问题进行磋商时，也并不存在有任何障碍。在这两次谈判中，为应付西欧一个侵略国家而结成的防御联盟中的西方成员国家，没有一次因为吸收俄国参加而感到疑虑不安。促使俄国易于纳入起初是包围法国后来是包围德国的周围大国的防御圈的心理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前夕突然改变了，这对德国具有一种潜在的未来利益。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竟会破坏俄国和西方在前两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联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意识。它的创始者是两位莱茵兰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彻斯特一家工厂中消磨掉的，而后者的大半生则是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度过的。这个西方学说在1917年被归国的俄国流亡者带回俄国，这些人在西欧度过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间。列宁象他之前的马克思一样，也曾经是英国博物馆里的一位读者，当时他正在期待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机会。谋求把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变为一个西方式的人间天堂；在他回国掌权到他逝世的短暂期间，他发动了一场强大的运动，要把帝俄农民整个转变为工业劳动者，使他们在和同时代西方人一样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和他之后的斯大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进了一个很长阶段；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却在使俄国非西方化；因为他们实行的共产主义虽说来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可憎的异端；因此，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共产主义来代替东正教作为俄国的官定信仰，他们事实上就是以一种源出于西方的思想来向西方宣战。当共产主义总部由西欧移至莫斯科时，当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再作为曾经一度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国宣传一种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为一种俄国信仰在西方的传播者时，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与此同时，曾在西方流亡并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苏联的第一代共产党掌权者，就一去不复返地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移居到了克里姆林宫中；当这一代人被年轻的、在俄国接受已经适应俄国环境从而已经俄罗斯化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时，俄国和西方就非常疏远了。
在1939年，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希特勒而不利于西方大国。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间的“盗贼公约”是相当容易签订的，因为这个公约本来就不准备持续很长时间。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诚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认为对方是真诚的。一项交易暂时对双方都有利，这就足以使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成为可能。至于苏联和两个西欧大国之间没有取得成功的谈判，则存在着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难。苏联要求西欧大国背叛它们目前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要它们并不以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为限，而是还应参与压迫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残存的东欧小国。另一方面，西欧大国则要求俄国在陆上对德战争中忍受首当其冲的危险，而不愿意看到它为了减轻这一危险就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东欧的真空地带。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关方面怀着象讲英语的民族之间具有的那种相同心情，也很难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存在于共产党俄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就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然，在1939年西欧列强和俄国对德国的害怕远甚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惧怕。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十分有根据的、共同感到的恐惧，它们也绝不会试图达成协议。它们对希特勒的恐惧要比它们的互相非难对方的思想意识更为强烈。但是，这种危及它们生存的共同威胁，并不能排除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怀疑。它们之间的相互怀疑也一如它们对纳粹分子的怀疑；它们相互厌恶，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们厌恶纳粹分子还更厉害。这种压制不住的感情对达成协议来说，是一个比它们的主义之间的学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