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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广播本身就给研究历史的人出了一个难题。单凭广播数量之多，就使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难以单独地领会广播的全部内容。至于对过去的广播加以回顾并进行分析，这无异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即使手头有原稿可资利用。幸亏当时传递主要信息，还运用了传单，那是飞越欧洲的英美飞机空投下来的。西方盟国的整个宣传工作是紧密配合，充分协调的，因此可以从传单方面推断出无线电广播节目的总的特征。
首先要强调一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作的宣传，其主要任务是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目的在于使德国人对他们的首领（特别是对希特勒）丧失信心，对德国取胜的可能不抱希望。广播宣传煞费苦心地利用希特勒之矛来攻希特勒之盾。具体的做法，如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希特勒过去的广播录音，收到特殊的效果。广播反复论证德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原因是那些纳粹头子在拼命挣扎，企图免遭覆灭。对德国部队，则定期提醒他们，投降便可保全性命，而且可望在被俘后得到宽大待遇。反之，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并不能对德国事49 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还就德国的装备和资源与盟国相比是否能发挥作用，德国官方就一些事件的说明是否确当适宜等问题，千方百计地在德国人中散播怀疑。
接着宣传的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在战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但这只占次要地位，描述这种前景，主要运用盟国政治首脑人物的言论。确实如此，在对德国武装部队成员进行心理战的1944 年6 月的标准指令中就作过这样的规定： “有关战后对德处置问题，不作具体承诺，只能引用政府发言人所明确表示的。”执行这一政策所发表的许多主要声明，前面已经引过了。
在传单上复制那些声明，有必要加以删节，因而关于大西洋宪章不能作为一种权利使用于德国的这一暗示，给删去了。但是这一点在上述指令中是特别强调的，英国广播公司终于把它着重广播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传单上只有一次提到大西洋宪章，那是1943 年秋在引述一项条款时提到的，该条款规定各签字国承担一项义务，“。。在世界各国间公正面公平地分配主要产品”。
论点都是按相应的方针路线来阐述的：对广大的德国人民并无报复之意（1943 年秋）；我们无意要消灭德国人民（1944 年夏）；［莱茵兰城市的］普通居民对盟国军队无须害怕（1945 年1 月）；盟国所决心摧毁的50 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德国的战争机器（1945 年3 月）；结束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获得一种人们得以生存的严峻而公正的和平（1945 年3 月）；大规模报复行动是盟国正在竭力加以反对的事情之一（1945 年3 月）。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反复予以强调的，这就是盟国意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铲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依法惩办纳粹头目。的确，这种强调反过来正是使“普通老百姓”消除疑虑。德国人一再得到预先通知：盟国是不会与纳粹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广播公司越来越少地提到纳粹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此外，说到德国取胜无望时，总是要提醒一下：德国人如果让战争打到底，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可怕的结局总比无休止的恐怖好得多”，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反复引用的一句话。
一旦万物皆毁，回头就来不及了。战争结束得越早，对德国就越好（传单，1944 年10 月）。
今日的德国战争工业给摧毁了什么，明日的德国和平工业就要缺少什么。打不赢的战争多持续一天，恢复和平而体面的正常生活的时间就要更长，每个德国人就要更为艰苦（传单，1944 年新年）。
战后德国的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今天的敌国的援助，特别要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英、美在原则上并无拒绝援助的意向，英美两国负责的政治家业已再三宣布，他们打算在德国战败后完全解除其武装，但并不希望使德国挨俄和破产。
但是，在战后抉助战败的德国在经济上重新站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随着战争的继续而一天天变得狭窄了。整个世界从事抗德战争所耗费的精力越多，用于和平时期的工业物资和粮食的储存就越少，而这些储存是在战后正可以用来帮助德国并加速其重建的。农民当兵的越多，粮食生产就越少。全世界转入军火生产的工厂越多，可以用于重建的产品就越少。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世界粮食匮乏的前景己可预见。
此外，德国并不是唯一的——也非第一个——在将来必须依靠外援的国家。世界上每一个月所遭到的破坏都会使求援的队伍拉长，德国只是站在队伍的末尾，而等待领取的物资却会日见缺乏（传单，1944 年春）。
战争的继续意味著造成更多无益的损失和牺牲，商且意味着战争将在德国本上结束，这就难免使德国人民遭到毁灭，使其生存化为乌有（传单，1944年8 月）。51 打不赢的战争每进行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灾难、混乱与匮乏（传单，1944 年冬）。
战争结束后，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喜欢把当时的生活条件与他们认为盟国曾经允诺过的生活条件相比较，从而抱怨盟国食言。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就具体允诺而言，德国人记忆中的东西是与现实完全对不上号的。事实上盟国曾反复告诫过德国人，如果战争进行到底（实际是进行到底了），在物质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惨重的，而德国人民承受这种后果不可避免地会最为惨重。英国广播公司常常把德国人民比作坐在一列由疯子驾驶的火车上的乘客，这个发了疯的司机则横下一条心尽量加快车速，直到火车出轨为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由哪一个乘客挺身而出，不怕付出四十个帝国马克的罚款，拉一拉火车内的警报索。许多德国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是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但不准备动手去拉。为了避免产生完全绝望之感，他们只好对战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尽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释。盟国不曾作过明确的承诺，却提出过一系列明白的告诫，这也许是真情实况。但是，他们却谈了不少关于依法惩办纳粹战犯，建立一个坚定、严格而又公正的军政府。再者，他们自以为与纳粹头目相比，他们是正派而诚实的人，承认自己肩负着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责任，他们的整个态度就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这样一种态度在占领军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时，能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就可能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了。对德国的占领，不管是如何完美无瑕，也不能和德国人对公正处置所作的解释一一合拍。如果说有任何期望化为泡影，有任何承诺未能兑现的话，那都是德国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们把占领的实际情况与戈培尔向他们倾注的关于占领前景的宣传作一番比较，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惊喜交集了。
第三章 德国人的态度
据说蒙哥马利元帅在1946 年5 月寓开德国之前曾经说过，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顽强的纳粹分子”。这话并不那么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这种论断是否公正以及据此论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对“纳粹”
这个名称作什么样的解释。如果定义下得正确，可能使盟国免掉许多麻烦。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三个途径62 来进行探讨。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国家社会党党员（或许还有的党员），或者是与该党有联系的某些组织的成员。对律师和行政官员来说，这个公式有精确的优点（而在任何个别案件的犯罪事实一旦确定的情况下），又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因此，这个公式为推行“非纳粹化”所采用，但结果证明是完全不合适的。其次、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信奉某种特殊教义的人，这种教义的主要宗旨是：
（一）一种伪科学概念：“雅利安”种族优越，它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二）任何一个社会中，元首有权支配其信徒并向下发布命令，而不接受下面的委托。
（三）元首及其奉命行动的信徒都享有运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办法去执行任务的自由。他的目的证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属正当，而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毫无保留地信奉这些教条的德国人，相对地说，为数大概是不多的。特别是尊重法律条这一点——在德国官员中颇为根深蒂固——使许多对第（一）、（二）两项均无异议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项。宗教情仰对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产生导此相同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是对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同情的。这样，信仰纳粹主义就成了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种途径可以把战时对战俘进行的调查作为依据。这种调查说明上述见解对于确定特殊类型的性格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要求。
把特殊类型的性格看作“典型的德国式的”，其谬误之处，在了解德国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而对于一切认为要想概括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必然会作茧自缚的人来说，这种谬误也准是很明显的。然而，无可否认，在德国历史上的某几个时期，具有下述独特性格的人在德国社会上一度扮演过不受欢迎的显要角色。当然，一旦有一定数量的这类人物在社会上、政治上飞黄腾达，其他的人会受到鼓励而去仿效。因此详细谈一谈那些独特性格，即使冒着重提旧时争论的风险，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前途将大大取决于当前德国统治者在劝导人民抛弃那些缺点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国人的主要特性包含以下各点：
1。 德国人处于实力地位时便夜郎自大，寻衅肇事，这一点一直是人们常常议论的。与此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