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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3月17日起直到战争爆发为止。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有意识地奉行这种同时运用警棍和胡萝卜的“双重政策”，虽说这位首相在1939年9月3日抛弃了胡萝卜，但甚至那时他也没有将那根警棍从左手移到右手，或者以一种更为有力的武器来替换它。直到丘吉尔取代了张伯伦的职位，英国才算做到了这一点；而当时这只老虎在击溃了波兰和法国之后，已经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侧摆好架势，准备进行其最后一次的猛扑了。
张伯伦这样坚持到最后时刻的双重政策，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位曾是自由党人的英国政治家，对于他未曾见过面的俄国暴君的性格是有所估量的，而对于他已见过的德国暴君的性格则依然是毫无认识的。在1939年3月的六个月之前。张伯伦曾经和希特勒面对面地晤谈过，其时这位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和主宰者正处于一次最邪恶的精神状态之中。然而这一经历看来并未使得张伯伦清楚认识，他的敌手的恶魔似的才华或当时已经面对着纳粹党的那个明显的抉择：不是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产，就是去赢得一场战争。张伯伦自己由祖上传下的世界观似乎已使得他无法理解：无论他这方面有多大的善意、耐心和理性，也都不能使希特勒象约翰·布赖特那样地行事来报答他。张伯伦不了解他正在与之斗争的那个政权的性质，这就使他大大地低估了纳粹德国欲达到其罪恶目的的意志力量，也大大地低估了为反对纳粹的目的而不得不动员起来的实力规模，动员是为了阻止它继续追求这些目的，或者当它仍旧坚持时则击败它。这两重估计错误，同张伯伦的醉心和平事业和他的憎恶战争一起发生了作用，妨碍了他在重整军备和外交这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而这是张伯伦当时已将其祖国推了进去的那个殊死竞争的两大活动舞台。
根据张伯伦对局势的看法，英国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既足以威慑希特勒而又不致批其逆鳞；如果同时再审慎地给他以公正的对待，他肯定会有反应，变成通常的行为正派的人。张伯伦等人认为他们的日常决定对于希特勒的政策，不管是好是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信念，是英国“核心内阁”中最为固执的一种错觉。他们不能够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真理：希特勒的行动方针久已确定而无法挽回了，他一心要进行侵略；向独裁者们送上一盘英国菜——英国最低限度的重整军备和英国对希特勒邻国的保证，加上一点英国绥靖政策以资平衡——是不会使希特勒踌躇一下的。事实上除了有效地动员一支势不可当的优势力量来对抗他的侵略目的外，是没有法子阻止希特勒前进的；因为对于希特勒来说，停止侵略就意味着他的使命的失败，也意味着他因此而不得不偿付的罚款，或者是自杀，或者是遭暗杀。
因此，张伯伦及其同僚向希特勒保证，他们并未企图包围德国，这就等于白费唇舌。自然，这一保证是真诚的，然而对“包围”一词两方各有不同的解释。英国政府的意思是，同德国的其他邻国“靠拢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恶意。它们并没有怀着攻击德国的意图而“结成一伙”来反对它。可是，这对希特勒来说绝非新闻。在1939年，希特勒深知德国并没有遭受进攻的威胁。但是这一了解也不能使得希特勒满意，因为他并不关心去为德国获得一项它已经有了的保证。他所关切的是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继续从事侵略其他国家的勾当；在希特勒的词汇中，包围意味着德国打算侵略的受害者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以便防止希特勒用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自然，这恰恰是英国政府正在试图去做的事情。就象张伯伦于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所说的：
仍然需要加强……我们对波兰的保证……对罗马尼亚和希腊的保证……其办法是作一些更加持久的安排，并从能够和愿意向它们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面设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一政策并不是一项由于双方彼此怀有敌意而把欧洲大国分成对立集团的政策。……我们谋求建立的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战线。
这种为防止德国进攻的危险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御政策。从这位可敬的公民的观点来说，是一项显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从希特勒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于英国“核心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适的1939年的世界。其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桥头堡事实上分裂为两个世界，在物质上它们相距不过几分钟的飞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间则有许多里格和许多世纪的距离。对于一位从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战争那段时间每年定期访问德国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换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恼，犹如飞机升降时因高度突然变化而在肉体上感到的痛苦。这的确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经历；因为，虽说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时升时沉，但它以前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从未被一条象1933年在德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之间出现的那样既深且广的鸿沟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读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国内幕，比起当日张伯伦及其同僚所晓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国人以外的人们仍然很难理解，一个继承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伟大的西方人民，怎么会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从而成为他们罪恶企图的工具。这个问题对于张伯伦及其同僚来说，不仅是很难解释，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的没有能力或不愿面对事实这方面，他们倒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的代表。在那关系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间，英国政治家中除丘吉尔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无保留或毫无犹豫地准备对之采取行动的意志力。
如果英国“核心内阁”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英国的力量。这也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党人的习性；因为自由党人虽然良心上厌恶英国传统性的利用其力量来进行侵略活动，但也并未削弱他们所抱有的传统性的英国人信心——即相信这支力量能够有效地被用来作为一种在国际关系中维持法律和正当的统治的制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间，当张伯伦等人听到俄德条约的消息时，那个“核心内阁”似乎相信，英国这只狮子只要用它的前脚爪站立起来和扬起它的鬃毛就可以制止希特勒，并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个牺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况还可以联合整个英联邦一起行动，以代替英国独自的努力；过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强的英国力量有制止希特勒的效力，这或许就是在英国和德国互相竞争以使其他欧洲国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联合王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关键所在。“至于……有人提出批评，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那么我们能向波兰提供的就更少了；答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成为威慑力量的是一场有英国参加的世界大战而不是局部性的英国援助。”如果英国力量特别强大，能以一当十，那么盟国就是多余的了；那个“核心内阁”相信，依靠英国自身的资源，他们已掌握了充分的潜力，足以制止德国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制止它就击败它。这种信念可能已使他们排除了必须运用“强权政治”的想法，因为他们在良心上是厌恶强权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间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去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联盟来抵制希特勒，而只是为道德原则辩护，那么他们政策中本来无法解释的许多东西现在是可以得到解释了。
他们当时支持的原则是尊重国际事务中的法治，尊重弱国的权利，就象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讲的那样：
如果你的最后一着是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去冒生命危险，那么除非这种事业能够感动他们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质，否则他们是决不愿意为它去牺牲的。我已尽力想说清楚，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我们的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小国的权利不应该被强国撇在一边，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武力不应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协商不应该被强制所凌驾或压倒。
这一表明英国“核心内阁”信念的声明是权威性的。它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当时很快地就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以保证，而这些国家和英国的结盟只能成为英国的负担，而不是它的资产；在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不愿用大力去争取和俄国结盟。前面有一节已经指出，在谋求苏联和西方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谅解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