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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确实无法断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国把苏俄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忘却，无保留地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斯大林的统治究竟会温和多少。无法说：不断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会使俄国的领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学说而相信他们已毋须害怕再有来自西方的干涉。无法说：如果英法按照一项为期颇短的政策行事，认真对待李维诺夫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世界的命运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俄国是否会相信确实可以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其所以无从说起，乃是因为这一切都从未有人尝试过。不管是好是坏，却从来没有给俄国一个机会，让它抛弃教条主义的镣铐；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铐得更紧了。西方大国所干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协定为尤甚——都向俄国人证实了他们对前途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
因此，在1938年，苏联领导人就相当肯定地认为张伯伦会和希特勒缔结某种条约；那年秋天张伯伦果真这样干了，这就生动地证实了俄国领导人的预见，他们就更加用这种观点看待整个局势了。但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联政府显然还没有最后地、一致地接受这种观点。在希特勒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英国政府对待这一横暴行动所持的态度可以通过一些（不是本章涉及范围的）事件看清以前——克里姆林宫似乎还抱有某些希望，以为英国的自身利益会起作用，或者也许是英国的左派会起作用，尽管为时较晚，亦终会根据俄国人自己已在极力主张的路线同意搞集体安全。无论如何，在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李维诺夫还在主管外交人民委员部，六个星期以后，到5月3日莫洛托夫接任时他才离职。尽管缺乏真凭实据，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个日子必须被看作是英苏关系的转折点。李维诺夫主张集体安全，而且看来在探求集体安全一事上他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放手处置的权力。人们只能假定，只要他不下台，克里姆林宫的某些分子就不会放弃制止希特勒的希望。这就是3月15日前夕的情势。
根据1936年12月5日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最高苏维埃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在它休会期间通过的法令经其批准即成为法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它负责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现行法律、颁布法令，并有权撤销全联盟人民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后均称部长会议）同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它任命武装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有权宣战和宣布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它有权批准和废除苏联缔结的国际条约，任免苏联驻外外交代表。但最高执行和行政管理机关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则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
苏维埃国家的宪法徒有其表（连表面的民主也不完全），真正的独裁权力是由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掌握的。根据党章，“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事实上，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4年，八大召开于1939年）。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还指导中央苏维埃和各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党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中的这三个权力最大的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
政治局决定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决定苏联的政策，因为党决定的政策是交给人民委员会去执行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但一般是十二名左右。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据有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职务，同时各人分别负责几个次要的部。因此，他们就是以这种职位去执行他们在自己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的政策的。有几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这个最强大的机构的核心，在1939年的时候是同1934年一样的。它的统治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委员会施行的暴政，斯大林在这些专制统治者中最有权势，但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斯大林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独裁者，不能凭自己的直感行事，这一点在苏联的公开政策中是有所反映的，所以才有必要描述一下苏联如何进行内部治理。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写出一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二十年秘史，有一件事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即每一项看来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决定，背后却都花费了大量的唇舌。我们现在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最高集体的表情严肃的成员们，为了要对各加盟国代表们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得出正确的解释，而那些国家则是他们未曾见过的，那里的社会体制也是他们不理解的，他们耐着性子力争做到，还求助于他们的非宗教的《圣经》，乃至通宵地哓哓不休。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主要目标：拯救俄国和拯救世界。最初，拯救俄国是从属于拯救世界的。但重点确实很快便改变了。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比列宁本人预料的更快、更全面、更持久得多。其次，新政权受到了同俄国“白军”结成联盟的西方大国从外部的猛烈进攻。第三，俄国境外的共产党人遭到惨败。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很早的阶段，就迫使新生苏维埃国家采取守势了，而且使它还要继续采取守势。为此目的，就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内设计出一整套新战略。广义地说，在那时以前，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直是无产可共的人们永远采取攻势的路线。突然间，世界上一支最成功和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发现自己也有了许多要谨防丢失的东西了；被遗弃者第一次跟大地有了利害关系，犹如富农一样；有了需要保卫的基地，又象皇帝一样。这个基地当时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进攻。即使在西方大国停止试图从正面进攻以推翻俄国新政权之后，它们也仍然力图困死俄国。可是，如果俄国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复兴并实现工业化，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取得西方大国的帮助。要把亡命之徒的不负责任的寻衅同可敬的社会成员的谨慎和清醒协调一致，这也许就构成了长期斗争。长期斗争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成了人们可以在苏俄内外政策中经常看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成了苏俄的许多叫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内在原因。这些令人难解之处是不容易用俄国人的心理、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解释得清楚的。
这场斗争的最初结果，是在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后几个月内便爆发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争吵（这是出于个人原因迟早总要爆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分裂。1930年底，斯大林在抛弃了李可夫和布哈林以后任命莫洛托夫为主席，作一个团结的中央委员会的指定代言人，这时的报刊和党的记录才对调和两个极端派的斗争情况有所透露。这两个极端之一是煽动世界革命而放弃苏联的复兴和发展，另一则是放弃世界革命而强化苏联的力量。但从1931年起，这场斗争再也不公开进行了。斗争转入地下，而且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从第一种也是比较明显的意义上说，凡是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驱使在他们自己一伙人之间施展阴谋诡计，因而再也不能站出来说话了。从第二种也是更为有趣得多的意义上说，政府内部——实际上是政治局内部——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是用“一致”的伪装掩盖世人耳目的，从中唯一可以窥见苏联领导人心思的便是他们政策不断在走着“Z”字形的路线。
人们通常都认为，托洛茨基主张世界革命，斯大林则主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但这是最会导致误解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凡是布尔什维克都是主张世界革命的，而且他们都懂得必须把苏联办成一家营业发达的商行。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争吵仅仅是这场冲突的一个次要方面，真正的冲突是侧重点问题。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常要重复发生。每一位党中央委虽每天都会有新的思想斗争。这是一条九头蛇，一个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大难题。分裂、争吵、阴谋，已经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不是为了目的问题造成的，而是为了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因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分手而告结束。也没有因执政的政府于1931年转入长期的秘密会议而告结束。这些争吵、分裂、阴谋继续发生着。这是必然会继续发生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关乎一个进退两难的僵局。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和世界革命、保卫并巩固基地和渗入敌方阵营，都从来就不是互相排斥的两码事。绝对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容易决定遵循哪一种方针了。事实上，他们的困难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他们被迫同时奉行两种方针，当他们试图平衡天天出现的不协调的时候，在侧重点问题上便发生了争吵。斯大林之所以占有优越地位，首先在于他的性格既有极度灵活性的一面，又有极度坚定性的一面，这是两种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品质，而当时俄国局势最最需要的正是这两种兼而有之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