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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波兰和英国。这种做法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条款对他来说是一个惨痛的记忆。这次应该受到谴责的不应再是德国而是其他国家。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文件特别显示出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例如，在8月15日当提到在波兰的德国人被处决时，魏茨泽克向库隆德勒宣称，波兰干的蠢事也有一些好处，因为由于它的行为它就使它的朋友们不再负有帮助它的义务了。“因为，那是不可想象的，法国或英国竟会情愿拿它们的生存作赌注来讨好它们的胡作非为的朋友。”他在同一天向亨德森说，“他自己的政府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而且也不可能相信，不管波兰人会干出什么蠢事，英国都要打仗。”此外他还说，“德国相信波兰人的态度将会是或者过去曾经是这样的，即使得英国政府因而会解除其盲目追随一个疯子的每一个古怪步子的义务。”
8月间，在德国报纸日益加强其诽谤运动的同时，魏茨泽克向里宾特洛甫建议，德国各驻外使团应该“特别着重指出（波兰人的）极端侵略性的语调和论点”。8月13日国务秘书要求驻华沙大使馆提供报纸上的报道材料，作为反波兰宣传之用。第二天他又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被询问，“外交部长要求你们这样去回答：波兰（8月10日）的通讯就是波兰领导人的妄自尊大和战争贩子政策的进一步证明。如果波兰现在选择胡作非为的道路，它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责任。”在写给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指示中，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规定了适当的宣传内容：他们应当提到以下“各项众所周知的事实”：“波兰8月4日致但泽的带有报复性威胁的最后通牒；波兰报纸的妄自尊大；在波兰政治家们的讲话中显示的完全不能宽恕的态度；最恶劣的、连续不断的、反对德国人的诡计和消灭德意志人的运动。”一两天之后从但泽寄来了一张可供报纸刊载的波兰人反对德国入的“暴行”一览表。
8月15日，魏茨泽克交给库隆德勒一份打字文件，说道：“这里是今天早晨的迫害行动清单。……每天早晨我都有这样多的数量。”希特勒从在波兰的德国人那里收到一份报告“暴行”的电报（所说事情的真实性从其他证据看来似乎是非常可疑的），里宾特洛甫要求国务秘书“在今后几天内把这份电报一直放在身边，以备同外国外交官谈话时和需要时使用，这份电报在适当时刻将在报纸上公布”。8月23日韦尔曼签发的一份通报说，在波兰反对德国人和操德语的居民的暴行有一千五百起之多，其中包括三十九起特别严重的事件。这些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供宣传之用。亨德森认为，大多数的“暴行”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少数几件可靠的也是大大地被夸张了。但是不论所报道的真实程度如何，表明所遵循的宣传路线的外交部文件，是德国在这种事情上的官方政策的再好不过的证明了。
在他同魏茨泽克会见后的第三天，库隆德勒（在8月17日）注意到，“但泽问题（如何）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以及这“问题（如何）具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并牵涉到走廊的问题和有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波兰各省的问题”。德国报纸现在声称：
有组织的团体和某些地方当局已经开始一种对在波兰的德意志人的大屠杀行动。今晨报上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宣称，在边界的那一边确实有一场针对“德意志人”的大搜捕在进行，正在他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一种不能忍受的恐怖威胁着整个德意志少数民族。最后，据说难民业已大批逃入德国领土。
在18日的一件电报中，法国大使正确地指出，在这危急时刻把着重点从但泽问题转移到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上来的可能的理由：
我怀疑（他写道）德国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要找到一些不象但泽那样明确地属于法英两国保证范围之内的攻击对象。看来似乎很清楚，第三帝国现在是在试图把问题搞乱，并收集那些可用来作为出兵借口的波兰挑衅行为的材料，以便使它能够以但泽之外的其他借口来武装干预波兰，也就是希望这些所谓的波兰挑衅行动能把冲突引出波兰同西方国家签订的公约范围之外。
在挑衅这个题目上，德国外交部的文件还在弥补漏洞，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证据，足以证实库隆德勒的怀疑。例如，8月18日德国驻华沙代办维利施写信给里宾特洛甫说：
在上西里西亚发生的逮捕行动显然是由在德国各个中心进行牵制活动的一些团体指使的。由于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中部波兰都有类似的团体存在，这些地区也有着逮捕浪潮的威胁。为了民族团体的利益并由于他们的请求，我迫切地要求你保证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完全停止这一类的活动。
里宾特洛甫判定，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福斯特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互相猜忌，使得后者的报告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在8月间派费森迈尔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往自由市。魏茨泽克告诉费森迈尔说，谈判的进行和在其他方面对波兰施加压力，都必须使“谈判破裂和产生一切后果的责任由波兰承担”。
甚至，在战争业已开始后的9月1日，魏茨泽克在一份通报中还在指示，所用语言应表明是波兰人犯了首先开始攻击的罪行，而最后却是英国由于它的“干预”而被指为真正的侵略者。这位国务秘书在9月3日的另外一份通报中写道，“事情的经过清楚地表明英国负有战争爆发的完全责任。”
在对付波兰方面，5月23日以后希特勒就再也没有倒退过：一经决定摧毁它，就永远不再变更。再试图劝说它或吓唬它退出“包围集团”——不论是指出后者的虚弱或是夸张地吹嘘德国自己的军事准备——因此已经是文不对题了。从此以后，德国的外交就根本不再把波兰政府的存在放在眼中，而只是使空谈的“但泽问题”保持足够的热气，以便在适当的时刻能够燃烧起来；而德国军方和纳粹党卫队的策划人员则在尽可能机密的情况下完成其灭亡波兰的组织工作。指令不断地在三军各部门中传递流转，秘密动员在第三帝国进行着，军火和士兵在偷运进但泽自由市，为了制造“事件”而策划种种阴谋。但是直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但泽问题被故意地造成一个危机为止，在局势中没有加进任何新的因素。
至于但泽自由市，国社党人制造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可以追溯到1939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不过，威胁着这个自由市的不仅是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而且还有为突然行动进行的明显的准备工作。这一切在9月1日自由市终于再同德国合并以前，也已经在缓慢地扼杀它的商业活动了。
虽然在华沙和柏林德波两国的外交家们都很少会晤，驻但泽的波兰政府代表茨霍达茨基同但译参议院议长格兰泽尔曾有过几次谈话，并且经常互相递交语气激烈的照会，即所谓的照会战。与此同时，波兰人和但泽人又都同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不时进行商量，他在双方之间担任调解人。格兰泽尔和德国驻但泽总领事扬松两人都有和好和愿意谈判的表示；但是纳粹的地方行政长福斯特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制造麻烦。他并不尊重国联高级专员，而只是利用他作为一块传声板。福斯特直接从希特勒那里接受命令。
关于但泽的军事准备，如果说在全德国范围内保守秘密是困难的话，那么在但泽小块领土上就更为困难，因为它的居民是在国际的众目睽睽之下从事他们的每天工作的。然而把自由市转变为一个武装的纳粹要塞，是希特勒认为他决不能稍加忽视的计划中的项目之一。由于错误地相信，波兰政府可能会乐于让德国的既成事实来把它不敢要求自己的人民以自愿的让步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但泽军事化的进程在1938年秋天已开始减慢，到3月底的暴动阴谋失败后似乎更遭到了暂时的中断。但从5月中旬起，它又恢复了，并且确实加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全世界特别是但泽人在整个6月和7月都一直在期待突然袭击的随时来临。
可是，事实上德国人为了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都还不准备把这问题强加给波兰。他们狂热地进行准备，并以这个或那个庆祝活动为借口而把大量的德国人不断地运进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更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没有根据的担心：他担心波兰人自己占领但泽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当那位但泽参议院议长试图减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对但泽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所感到的忧虑时，他的辩解，即“由于外来的威胁而有这种必要”，并非完全不真诚。不仅如此，法国驻华沙大使诺埃尔在评论但泽当局的辩解，即自由市必须有能力防卫波兰人可能的入侵时说道：“这种说法，对那种事来说，并不纯粹是宣传。它同人民方面的真实焦虑是符合的。”在7月的最后一天，地方行政长官真的来到高级专员那里，声称波兰总参谋部准备在当天晚上军事占领自由市的铁路系统，因此迫切请求他“立即就这件事去同波兰当局交涉”。希特勒自己8月12日在上萨尔茨堡同齐亚诺谈话时，作为在那个月同波兰算帐的一个理由，也坚持说，“波兰完全可以在10月里占领但泽，它大概也打算这样干，而德国则毫无办法来阻止它，因为当然不可能有轰炸和摧毁但泽的问题。”
当然，波兰政府除非受到最可怕的挑衅，是决不会想要夺取自由市的，因为它知道这样的行动“将会有给波兰的干预加上侵略的外衣的风险”。但是，事实上它（至少直到7月中或7月底为止）如果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