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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凌晨，驻巴黎的布利特把几分钟前美国驻华沙大使发来的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用电话通知了华盛顿。几小时后，布利特和肯尼迪又分别用电话通知罗斯福说，巴黎和伦敦决定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在8月间就已经拟好的关于飞机轰炸的罗斯福呼吁文件，于是立即发送给已经卷入和可能要卷入战争的各国政府。他要求德国、波兰、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政府作出保证，即它们的空军将决不轰炸平民百姓或不设防的城市，条件是对方也将遵守同样的规定。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同一天作了答复，表示同意总统的建议。波兰政府的答复说，它完全赞同罗斯福倡议的那些原则，但不幸的是这些原则已经被德国军队践踏在脚下了。
9月1日下午，罗斯福在他的每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他希望而且也相信美国可以置身于战争之外。他还说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来做到这一点。
第八编 远东
第一章 中日战争的继续
决定性的1939年一开始，就可以看到远东的冲突呈现出僵持的局面，它将一直保持到1941年12月为止。在1937…1938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夺取了华北和华中的许多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以及南方的大港口广州。但是他们在希望打一场迫使中国屈服和接受日本媾和条件的、决定性的“最后之战”方面却没有能达到目的。现在，日本军方首脑们开始认识到要给予中国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幅员辽阔，政治和军事的组织相对的落后，它的经济结构又很分散，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这种大灾难本来会使一个比较小的，但是更加有组织的，因而也就更加经不起打击的国家早就屈服下来了。只要中国的抗战意志还没有遭到致命的削弱，它就能够坚持抵抗下去，不管这种抵抗是多么软弱无力。武汉三镇以及广州的丢失都似乎是由于地方守卫部队的懦弱无能，如果不是由于更糟糕的原因的话，这就使得中国人的士气的确动摇了。仅仅根据日本人就要打来的谣传，就惊慌地把长沙市烧了。这进一步表明失败主义情绪的增长。虽然面对着军事上严重的挫折和政治上重大的背叛事件，但是，蒋介石将军的态度仍然坚定不移。
在国民党特权阶层中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尽管没有实权，几个月来却一直在努力争取一个妥协的和平。根据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中将的证词，在1938年秋天，汪曾派代表去上海同影佐和参谋本部的今井大佐讨论过临时停战的条件。这些讨论显然构成了1939年12月22日近卫亲王宣布的解决“中国事变”基本原则的背景。在此之前，汪精卫发现蒋反对在他同日本人安排的基础上议和后，就于12月18日逃出重庆，两天后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当近卫的条件公开后，汪就开始宣传赞成接受。于是，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正式把汪驱逐出党。
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的亲密朋友和心腹，在反对满清王朝和1911年以后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中他是孙的得力助手。汪具有相当的文学才华，曾为孙起草过许多演说和宣言的文稿。“国父”临终时他也在场，孙留给本党的遗嘱就是由他笔录的，遗嘱曾经为那位在病榻上的领袖所首肯并在上面亲笔签了字。汪精卫或许十分期望党的领袖的斗篷会落到他的身上，但是由于蒋的崛起使他相形见继了，在汪的心情上和他的那个也曾是有名气的革命党人、有野心的妻子陈璧君的心情上，这确实是引起苦恼的一个原因。在1925年至1937年中国政治的错综复杂历程中，汪有时反蒋，在其余时间里，他们在表面上又和解了。而现在处于患难之际，汪显然认为他能用提倡和平的方式击败他的对手。他所使用的论点无疑就是后来在上海他的宣传机器上出现的那些主张。他那时断言，如果日本不能使中国完全屈服，那么中国也不可能把日本人赶出它的领土。他宣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耗尽一切，这将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利，并间接对苏联有利。汪相信，要避免这些危险，中国就应当在近卫建议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并应当加入反共产国际阵线。汪有德国方面的关系：他曾于1936年访问德国并见过希特勒。有理由使人相信，他指望德国夺取欧洲霸权，然后在远东采取行动以限制日本的野心。
汪希望他的似是而非的论点将会使国民党内有势力的右翼集团转到他的一边来，这些集团有以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为主要领导人的著名的“C。C。”派和由校长蒋介石将军领导的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军官们所组成的“黄埔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鼓舞和指导的华北和华中许多地方“抗战”政府的成立和扩充，使国民党内部的不安情绪日益增加；而在1937年拼凑起来的“统一战线”，在1939年也出现了第一次产重的分裂。但是国民党内那些有势力的集团并不因为对共产党人抱有反感和不信任，就准备跟随汪精卫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他的少数几个亲信，包括他的姻兄褚民谊以及林柏生、陈公博和丁默邨，确实是投奔了汪，并且当他的政权1940年在南京成立时他们就作为这个政权的成员而出现了。但是，与近卫亲王所期待的、并使继任的日本政府终于没有盼到而大失所望的那些军政显要人物的叛蒋相比，他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因此，在193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即中国能够而且肯定会继续斗争下去。1月4日近卫内阁的垮台，虽然更多的是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而不是因为同中国议和的失败，但它是日本的希望已化为泡影和中国经受住了一场危险的风暴的又一个标志。西方民主国家在它们分别致日本的照会中表示，它们拒绝默认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这也就构成了对中国合法政府的一种保证，即如果它自己不屈服于日本的话，那么民主国家也不会以灭亡中国作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在未来的世界冲突中保持中立。那种冲突的阴影正在笼罩世界，在不吉祥的1939年3月里，当希特勒的军队长驱直入布拉格时，它更大大地扩展并加深了。迫在眉睫的世界斗争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仍然很难明确地加以预测；但重庆政府既相信，而且也很自然地希望，日本将会卷入同西方民主国家的，或同苏联的，或同这两者的纠纷中去，而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将会把它打倒。因此，在重庆政府看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战，直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既然它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就解放自己，它的命运将同总的结局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政府决定等待那即将来临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它深信，它的忍耐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终将得到报偿。
军事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考虑一样，迫使中国采取一种坚持下去和等待外援的政策。在1939年初，据估计蒋在非敌占区拥有一百五十万武装人员，但这些人员与其说是一支正规军，倒不如说是一支质量和装备很不整齐的乌合之众的军队。中国军事上的缺陷，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武器和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飞机，虽然这方面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在中国广大内地，只有少数比大车路或碎石子路要好些的道路，除了崎岖险峻的山区就是大片沼泽的水稻田。一支正当地征募起来的、有适当的给养和训练、并配备有相当的指挥员的军队，在这种地区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即使它只是用步枪、机关枪和战壕迫击炮武装起来的。但是，虽然蒋及其部下一些比较有识之士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加以改善，中国军队的招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军事实践的研究者所熟悉的、并被莎士比亚笔下的福尔斯塔夫不朽化了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这样招募来的士兵饷银低微，缺衣少食，并且是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他们的军官中很少有人具有较多的现代战争经验，或精确组织和选择时间的实践，而这些对于正确地指挥大部队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士兵在抵抗一个组织和训练都比自己优越得多、物质装备也好得多的敌人方面，却能表现得不错，在实际上做得也很好，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1939年春天，据说日本在中国，除满洲外，驻有二十五个师，或五十万以上的士兵。其中十一个师驻在华北和内蒙，同样数目的师分布在长江流域，相当于三个师的兵力驻在华南。这些兵力分散在有二亿七千万居民的六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上。日本士兵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占领比这广大面积中的一小部分更多一点的地方；他们只占据了主要的城镇及其郊区和主要的交通线。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中国的各种各样流动军队和游击队，一直在扩充他们的控制区。他们与其说是对侵略者的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倒不如说是使日本人很伤脑筋的事。这一部分是由于地方各游击队内部之间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闹纠纷；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长期缺少武器、军火和炸药。然而，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是大片富饶的华北和华中棉粮产区，这对日本人在经济上剥削那些地方是一个实在的障碍，而这恰恰是日本打算建立的那个新秩序的首要目标。日军派遣一个纵队去打击游击队，就好象以剑击水。在日本远征军到来之前，游击队就散开了；等它返回基地，就又跟着跑了回来，并且一有机会，就截断那些掉队的人。为了占据平原低地，日本需要有常驻的守备部队，这就需要把大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派往中国。
尽管存在着十分巨大的空间和地形方面的障碍，日本军队怀着征服自由中国的心脏、富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