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张伯伦对重整军备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他坚持认为，重整军备纯粹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样，对一个理应全力以赴的运动就势必会起一种麻痹的作用。对首相在1939年2月讲的下述这些话所产生的效果，不可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我们的军备尽管庞大，是防御性的军备，而且只是为了防御。如果确实别人并不比我们更具有侵略意图，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堆积这些毁灭性的武器都是出于一种误会。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灭的心情弥漫全国，张伯伦受到的打击也并不比别人轻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自由甚至比和平更为可贵，英国现在可能要被迫为它而战。为认真对待这种新的倾向，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保证。迟迟未能作出决定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些措施，如征兵和成立供应部，都匆匆地付诸实行了。用丘吉尔的讥讽话来说，直到现在政府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成了一项令人高兴的妥协，那就是一切可能的准备工作都不得妨碍本国的贸易或以大规模的措施来激怒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现在，尽管继续声言相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自愿的努力比强制好，相信自由放任经济优于国家管制，可是政府却发现，不得不逐渐地牺牲这些珍贵的原则了。但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它的政敌和组织起来的劳工发生冲突。虽然也许不能为张伯伦政府过迟采取这些必要的步骤开脱责任，但至少对于它的行动勉强可给予一定的谅解。要知道甚至连国民志愿服役这条道路都是多么的坎坷不平，而要达到征兵这一“坏到无法形容的”步骤，那是还要再向前走很长一段路的。
慕尼黑危机使得英国民情激昂，人人都愿为国效力。但是对于如何组织并引导这一股巨大力量的问题，政府方面却有些惊慌失措，而民众也不无疑虑。1938年10月13日，约翰·西蒙爵士在谢菲尔德的演说中曾提到，在危机期间，政府大臣们收到潮水般的群众来信，都是请求给予指示，他们到何处去服务才最有价值。他强烈要求迅速将这股潜在力量组织起来。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争辩自愿与强制哪种办法好的问题，虽然我要顺便说一句，那就是，强迫与组织并不是一回事。”然后，齐特兰勋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说道：“如果政府发现，无论是工业还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它肯定会准备采取另外一种意见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当和平还能维持时，强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用的；而如果战争来临，那就非用强制的办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批准在志愿的基础上实行国民服役制，并由议会在3月底检查一次实行的结果。这项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对九票获得通过。
国民服役制的自愿性质，以后继续为政府所强调，一方面是为了抚慰外国的独裁者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国内那些“民主自由”捍卫者的疑虑。12月30日，全国劳工委员会宣称，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业两个部分都对“国民服役制的基本上自愿的性质”感到满意，它们将协助在全国各地建立国民服役委员会的组织。然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却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成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唯一维护者。根据F·W·佩西克·劳伦斯（代表东爱丁堡的下院议员）的说法，他们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绥靖主义者”：
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对派议员巧言善辩地讲了些什么，我们是绥靖主义的党。我们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议员们主张绥靖以前早就献身于绥靖主义了。我们为绥靖主义而献身，当它是真正的绥靖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媾和条约中的报复性条款。……我们批评首相的绥靖尝试，不是因为它是绥靖主义，而是因为它来得太迟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来更加确切地形容它的这样一个时刻。
艾德礼可以怀着同样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产飞机的功绩泼冷水：
……不管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么辛苦，他不能给我们任何安全。我们是在制造不安全。……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军事装备，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议员们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觉得不管怎样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我认为这完全是幻想。
然而，实行征兵，无疑使张伯伦在原则方面的牺牲，同他的政敌受到的牺牲差不多一样大。张伯伦于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决定，但并没有引起国际危机或被赶下台。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在进一步采取看来对防务有利的步骤时，会觉得不必去考虑国内政敌或国外真正敌人可能的反应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让自己迈出去的。他本来可以邀请丘吉尔和艾登给予有力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英国的团结和决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缩缩，还是不敢让两个被希特勒诬蔑为战争贩子的人入阁。他在一封大约是这个时候写的私人信中写道：“我们越是接近战争，他的（丘吉尔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还有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同独裁者们的正常关系的任何可能的话，我也决不愿去冒这肯定会被他们视为挑战的风险。”
在法国，达拉第和博内也是既想重整军备，同时又要追求和平，他们企图用很象张伯伦在英国使用过的那些论点来调和这种矛盾。1938年10月，博内在马赛举行的激进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称：“法国必须恢复它的实力，这样，如果有一天裁军的问题重新提出来的话，它就可以有一个平等的发言权了。”但是对法国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混乱和疏忽以后，而且它仍然面临着社会动荡和经济不稳定，这时要增加生产和恢复实力，就需要采取甚至比英国采取的更加激进的步骤，和比英国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则的牺牲。然而象在英国一样，当全国试图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时，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话和装模作样的姿态搞乱了，这只能减损人们对这个问题必须抱有的紧迫感。就是这样，达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协议发表的声明中说：“一切希望法国得到拯救的法国人，现在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处于一种为和平和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而持久动员的状态之中。”——把“和平”放在“国家”之前是意味深长的。1938年12月6日，博内和里宾特洛甫在巴黎签署了一项法德友好宣言。博内这时写信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说，宣言将成为“对国际绥靖事业作出的一个立即见效的贡献”。虽然法国新闻界总的来说对这个宣言并不热情，但还是有一部分报纸欢迎它，因为它对实现缓和有心理上的影响。当然也正是缓和最有可能会损害本来进展已经很缓慢的法国重整军备的努力。
达拉第对他的人民的告诫，一般要比张伯伦的更严厉、更苛刻一些。但是只要当时的特别危机一被克服，他就只能是太乐意于立即松弛下来，从而再一次制造一种缓和的气氛，然而当时所需要的却是一种持久的“充分有准备的状态”。这样，当1938年11月雷诺的三年计划受到总罢工的威胁时，达拉第告诫他的同胞们要有牺牲精神来行动，不要依靠他们的过去而生活。但当罢工失败时，他就象以前一样，称赞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以后，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别权力。3月18日他对国民议会说，他将毫不迟延地采取激烈的军事措施，并且还要采取极其重要的经济措施。“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国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参议院指出，因为法国人已经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和平愿望，他们就更加有资格“在今天宣称我们是守着最后一道战壕，我们打算不惜任何代价来坚守它”。但是十天以后，在3月29日对全国发表的一次广播演说中，他的讲话几乎象是说，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努力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了。他提到了“关于法国软弱无力或放弃主权的荒谬无稽之谈”；恰好相反，他说，“法国的团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或完满”。它的经济地位正在日益改善，国防有了坚强的保证。
达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两股火力的夹攻。首先是极左派和工联主义者，他们虽然害怕和憎恨外国的独裁者们，但显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个本国独裁者的前景。其次是极右派，他们同情外国的独裁者们，虽然也害怕这些独裁者，但远不及害怕他们自己国内的左翼分子。
在法国社会党内部有一种思想倾向，他们认为，首先，德国是无法抵抗的；其次，重整军备只能有利于国内的反动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社会党会议上，和平主义派的领袖保罗·富尔宣称，“如果他们要以强大的军备和联盟来拯救和平，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独裁”；又说“同德国进行军备竞赛，将毁了他们，而且还是不会获得安全，因为德国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国的三倍，它的化学工业则是法国的十倍”。这倒不是勃鲁姆的意见。虽然他也忌恨对他自己的社会立法的每一个威胁，但他还是有着爱国主义的意识和责任感的，他早先担任公职的经验也更加强了这种思想品质。所以勃鲁姆就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该党必须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参与保卫国家，国家的防务则必须达到最高的效率。这项决议案由大会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赞成通过，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对，一千零十四名代表弃权。在1939年3月7日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又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