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联赛的乙级队（据说他在1940年1月曾同内阁这样说过）。可是，甚至墨索里尼也认识到，意大利介入战争的时间，越迟越好。它必须要打的仗，越短越好。它能抓紧越多的时间来武装自己，它的介入能使局势发生变化和使战争结束的机会就越多。介入，只有站在德国的一边，这不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政策上的完全改变，而且也太危险了；因为，假如在西线继续进行围城战，而英法两国却不做任何事来帮助意大利，那么它就要落到波兰那样的下场。事实上，畏惧德国的心理，在墨索里尼的考虑中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这位最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仍然继续不很认真地考虑着在地中海或巴尔干进行一场“并行”的战争，就象1937年11月间当英法忙于同意大利交战时，希特勒提议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
苏联入侵波兰，使意大利的处境更加复杂。在官方的鼓励下，作了一些努力（例如在博塔伊的《法西斯评论》中），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看作几种殊途同归的思想体系，或是把苏维埃主义叫做“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法西斯的统治集团，一旦同公众的舆论协调一致以后，就坚决地倾向于反共。此外，俄国进军东欧，威胁了意大利在多瑙河和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而德国采取的对策，则可能证明是把毛病越医越糟。一个持久的德苏协约，将不会有助于使德意轴心在德国得人心，相反，却可能贬低这个轴心在纳粹党眼中的价值，结果会使意大利再度成为欧洲的“单干户”。
其他一些更加出于个人的考虑，也对墨索里尼的心理起了影响。他过去经常鼓励意大利人铤而走险，1937年9月，他在五月广场曾向德国的民众保证，法西斯主义将同其盟友并肩进军，战斗到底，他在不久以前还引用过但丁在蔑视那些罚入地狱的人们时所说的话，认为这些人由于摒弃了采取行动的机会而“被上帝也被他的敌人所憎恶”，然而这时却被迫断然拒绝介入，袖手旁观，让希特勒去独力作战，这样，自己究竟算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使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不久就发现，尽管希特勒几次作了声明，德国人仍在指责意大利背信弃义地背弃盟友，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叛离了。齐亚诺描述，墨索里尼被德国人取得的胜利深深地震动了，对德国时而不满，时而怀疑，他渴望自己在东南方进行冒险；他一会儿准备宣布中立，一会儿又准备同希特勒讨论介入的事。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的特点是，每逢他觉得自己面临僵局，或者需要在两种祸害中作出选择时，他就要发泄一通好战的情绪，不过，甚至在这种场合，齐亚诺可能也有些言过其实。齐亚诺自称，他曾希望发生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意大利将隔几年再介入，也许站在盟国的一边介入，以反对德国和俄国，这使人们有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之所以在《日记》中记下上述内容，是由于他希望，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他已早有准备，好用这些内容来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并取悦于人。
在宣告不交战的时候，是非常强调以下各点的：强调意大利的行动自由；强调它决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强调在对德国承担的义务方面是问心无愧的；强调它为防止战争和在公正地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和约所作的努力；以及强调它在稳定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局势方面所起的影响。墨索里尼在9月23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讲话时，宣称意大利将武装自己，准备应付任何挑战，并将支持任何恢复和平的努力；宣称与此同时他的同胞必须沉默、警惕、勤勉，并要克制，不要在船的航向问题上与领航员纠缠。虽然，他在9月30日向热那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发表的一篇“非正式”讲话中，反复地谈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受监禁”的情况和战争的可能性，然而他坚决主张，意大利需要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能打仗。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以极其宽慰的心情接受了不交战的方针，并十分希望能够立刻得到繁荣和持久的和平。可是，政治形势却使墨索里尼有些担心。不久以前的紧急情况，尤其是部分的动员，已使一般民众中普遍流露出惊恐和不满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只是暂时很剧烈，同时，对于法西斯党内的亲德派别，仍然需要加以约束，遏制其强行加快介入战争的步伐。据说，法西斯党的书记阿基莱·斯塔拉切、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尔托·帕里亚尼将军、大众文化部大臣迪诺·阿尔菲耶里，在9月3日或9月3日以后不久，确实企图迫使这位领袖反对齐亚诺。因此，在秋天，当墨索里尼象以往一样痛斥漫骂“反法西斯主义的犹太的、共济会的、媚外的残余”时，却把政府的控制稍微放松了一些，同时也准备好，一俟发生紧急情况，就重新再加紧控制。
10月31日的“换防”，是意大利内阁在1935年1月以后第一次普遍的改组，使即将离任的大臣中有六人蝉联原职，即：齐亚诺（外交）；保罗·塔翁·迪·雷韦尔（财政）；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海军）；迪诺·格朗迪（司法）；朱泽培·博塔伊（教育）。其他的人中间，帕里亚尼将军和空军副大臣朱泽培·瓦莱将军，由乌巴尔多·索杜将军和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接替；阿尔菲耶里（大众文化）由阿莱桑德罗·帕沃利尼接替；费利切·瓜尔尼埃里（外贸和通货）由拉法埃洛·里卡迪接替。从1931年以来就担任党的书记的斯塔拉切，调任法西斯民团参谋长，民团这时正在编入正规军（改编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继任他的埃托雷·穆蒂——一个由于勋章而不是由于才智而引人瞩目的飞行员——是受到齐亚诺保护和资助的人之一，齐亚诺本想通过他来间接地控制党，但是这个希望不久就落了空。在冬季的时候，党的统治集团内有了许多新的任命，再加行政上的变动，把党更严密地置于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党员的人数在1939年10月为二百六十三万三千五百十四人，从1932年以来，几乎全部是从各个青年团体中吸收的，在1939年12月间，扩大向退役军人和参加过阜姆战役的军人开放，据报道，到次年3月底为止，已有七十四万多人申请入党。
内阁改组以后，允许有稍微多一点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反犹的法律执行得比较宽大，报纸上开始比较全面和更客观地报道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消息，虽然还没有达到把优先采用德国方面的材料一反而为优先采用盟国的材料。评论外交事务的文章仍然罕见，而且语调是克制的，只是偶尔有几篇授意写的文章，以对意大利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内容为主题。
墨索里尼曾对他的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副大臣表示不满，因为这两人谄媚地向他作出许多保证，结果却办不到，他改组了总司令部，留任巴多里奥元帅为参谋总长，把帕里亚尼的权力分给索杜将军和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由索杜担任副大臣，格拉齐亚尼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搭配后来证明是最不协调的。仿佛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似的，在9月底以前，就拨给三军一笔一百七十四亿七千六百万里拉的款项。10月间，把在危机时期征召服役的四个年度的士兵复员了两个年度，从12月1日起，又批推了第三个年度的士兵的假期，使实际入伍的人数减少到八十六万六千人；但是，与此同时，陆军却补充了没有军衔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并继续推行它的那项有迫切需要的炮兵计划。海军有许多潜水艇和“伊姆佩罗”号主力舰下水，并且能够在意大利参战以前再造好两艘主力舰——“维托里奥·威尼托”号将于1940年4月建成，“利特里奥”号于5月建成。制订了计划，要使飞机生产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又非常优先地考虑了巩固北方边界（勃伦纳山口和东北方通往德国的各个隘口也不例外），构筑“利特里奥的阿尔卑斯壁垒”。
法西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比以往甚至更积极地致力于开发本国的资源和工业，诸如褐煤、铝、水力发电、造船、炼油、冶金、化学制品、人造纤维。未来的产钢计划每年要增加二百五十万吨至四百万吨，在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数字又提高为约五百万吨；与此同时，又拨出了大宗款项（似乎要强调政府的和平意图），用于公共工程（由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同参与），用于开垦荒地和一项范围有限的在西西里岛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用于在罗马建筑住房，用于举办墨索里尼切望举办的1942年展览会：而10月28日波梅齐亚新城的落成典礼，则标志了开垦蓬廷沼泽地的大功告成。
意大利政府在渴望建立起谷类、油料作物、肉类、木材、纤维素、棉花、橡胶、铜、石油、废钢和其他进口商品的供应时，完全改变了先前依靠限制进口来节约使用日益减少的外汇储备的政策。例如，意大利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就从美国进口了价值五千二百七十万美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1938年全年进口总值的六分之五。一面又作出努力去夺取英、法、德已撤出的巴尔干和拉丁美洲市场。意大利政府缔结了一系列协定，以增加意大利同法国、巴西、保加利亚、芬兰、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它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订立了三边结算协定，并开始以美国棉花供应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按照意大利人的看法，纺织品出口最方便，但是，对方十分需要的却是工程材料、机器、船只和战争物资。同希腊所订的一项六亿里拉的飞机合同，只是因为意大利外贸与通货部坚持全部要以可流通的货币支付，而不同意部分以实物支付，才在最后一分钟告吹了。荷兰及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巴尔干国家都在购买，或试图要购买意大利的船只和飞机，直到意军总司令部乃至一般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