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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情况，显然可知，早在美国参战以前，美英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频繁，就远远超过任何类似正常的外交关系了。由于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以前就制定了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其结果促成了两国政府低级官员之间经常交换情报、意见和态度。
这种关于情报和意见的交换，对英美关系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人们只能加以臆测。但是，说美国官员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内部从英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似乎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概括。ABC…1的纲要似乎更多地是反映了英国起草人的意见而不是美国起草人的意见。英国的经济动员在1941年已经将近完成，这为美国的许多措施提供了详细的范例。这并不是说美国官员们自觉地全盘采用了英国的做法。这还不如说是，当实际问题发生时，在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可以引用他们在自己国内应付类似的困难所取得的经验，从而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在起草“胜利规划”时，美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在比较低的级别上就已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他们反复讨论各自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对联合作战作出最大的贡献，在这类交换意见中，英国人对战时总动员这些新问题具有较长时间的经验，这也就是说英国人的观点常常占上风。
美国和英国低级官员的这种交往不论多么重要，必然是私下进行的，而且只有详尽的行政史料才能说明两国政府之间这种伙伴关系的各个方面，对比之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引人注目、较为容易掌握，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诚然，单就罗斯福和丘吉尔体现他们各自国家的人民意志这一点来讲，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就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合作。
这里我们并不准备来评论这两位政府首长的性格和历史任务，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想说几句话。首先，在丘吉尔初开始同罗斯福打交道时，他就怀有一份敬意，后来尽管他们日益熟悉，这份敬意却始终没有消除，这部分是由于罗斯福的职务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和海陆空军总司令，因而就外交礼节上讲，级别高于丘吉尔。第二个因素，当然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丘吉尔完全能够用一种既是拘泥形式的礼节同时又是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对待小国的君主），就是罗斯福所领导的国家凭着地理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长处，具有远远超过英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而且这个国家是英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完全依赖的国家了。这样，丘吉尔施展计谋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万一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可以反对美国的立场，但他决不敢冒公开破裂的危险。丘吉尔在经常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上所用的署名——“前海军人员”——就是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在同总统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象征。
如果我们可以确切地把丘吉尔在同罗斯福交往中的那种缺乏自信心，归因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他个人和国家的实力都有限，那末，我们似乎也可以同样确切地把罗斯福对丘吉尔的那种同样缺乏自信心，归因于丘吉尔的政治见解一般说来都不合罗斯福的胃口。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已经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战士而出了名；丘吉尔在一段饱经沧桑的政治生涯之后，结果只落得以一个保守党人而终。罗斯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相信通过运用善意、智慧和劝导，人是有可能改好的。作为一个威力显然在蒸蒸日上的国家的代表，他可以注意世界的前途，而不过分急切地去关心美国的特殊利益，可以相信，美国的威力是会自动去照料美国的利益的。因此，罗斯福感到他可以自由地去做那些关于全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和民主的美梦。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能够在许多人的心里在许多国家，许多不同阶级和情况的人中激起热烈的反应。
丘吉尔则更多地缅怀过去的光荣事迹，并把自己想象为英帝国广泛利益的坚贞不屈的守护人。也许丘吉尔在内心里认为英国人天生应该领导世界和统冶世界，认为有一批在门第和教育方面经过挑选并通过不断补充新进人士而代代更新的上流英国人，应该来领导和统治英国人民，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理想再也不能实现了。对于孤立无援的英国力量来说，丘吉尔是完全准备把美国人当作一种必要的支持和补充而表示欢迎的。
但是，如果丘吉尔隐藏在心底的这些想法大体上如上面描述的那样，那就同罗斯福对人类怀有的较为宽宏大度的理想发生了抵触。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往往并不妨碍两人在战时发展起来的合作关系，但内心深处恰是不一致的。
尽管我们就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差异作上述应有的考虑，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互相尊重、非常的坦率和全面的同情，这一点却仍然是事实。罗斯福曾经说过：“跟您一同度过这十年，真有意思”，这句话反映出了他们两人各自感觉到自己的历史作用；他们两人也都深切地相信必须相互合作，以便做到几乎始终能够对对方的论旨随时作出反应，并体谅对方的感情。
两位领袖之间通常的联络方式是利用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和电话，并有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访问，最著名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访问，加以补充。这些途径使较为寻常的外交联系手段黯然失色。而且到美国突然被迫参战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中举行了第一次私人会谈。的确，从这次会晤发展起来的私人友谊是大西洋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同盟除名义未定外，至少已经存在了十八个月了。而且，在同盟的背后还有几十年普遍的同情和友谊可以凭借。同俄国就绝非如此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美国引起的敌意，不亚于俄国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空论家对美国这个突出的资本主义堡垒所抱的反感。自从俄国革命以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直到1933年才第一次打开，但是有许多小冲突使两国关系仍然很冷淡，1939年的俄…德条约，接着是1939…1940年冬间对芬兰的进攻，使俄国在美国大失人心。还有共产党在军事工业中煽动起来的多起罢工，加上共产党报刊上刺耳的反战宣传，使所有的美国人都同俄国疏远了，只有平常最同情苏联的少数自由派人士不在其内。对于希特勒的进攻俄国，大家起先都以冷眼相看，当俄国军队对芬兰作出了拙劣的表演以后，美国人几乎都期待德国人很快就取得胜利。他们欢迎希特勒的这次进攻，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把德国的兵力从不列颠群岛引开。
到1941年8月，俄国抵抗的延长开始在新闻界的舆论中引起了变化。当美国政府决定允许俄国人在美国购买军需品时，这一行动并没有遭到什么公开的责难。随着秋季缓慢地过去，对俄国战斗力的钦佩开始得势了，为俄国清党运动（俄国没有第五纵队）以及为俄…德条约（以便赢得时间）进行的辩解，在自由派的团体中得到了普遍接受，虽然他们对俄国人所作的尝试性的同情，曾经受到1937年1941年间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的强烈震动。不过，孤立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中，对俄国的不信任并没有那么轻易就消失掉。对革命的恐惧和认为俄国很快就会崩溃或投降的预测这两者不合理地混合到了一起。罗马天主教徒的舆论就其作为美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一股单独的势力而言，是强烈地反共的。1941年秋季，新闻界发动的一场广泛的谴责苏联政权进行宗教迫害的运动，使罗斯福感到十分不安。这场运动至少是部分地由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煽动起来的。经过同梵蒂冈进行外交接触以后，这个运动平息下去了，于是对俄国表示示公开敌视的这个根源减弱了。
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在美国对俄国的态度方面造成了一场危机，一般人原来都认为万一美国同日本开战，俄国便会参加，至少会允许美军使用东西伯利亚的基地。象《纽约时报》那样负责而严谨的报纸也在12月11日发表社论说：“如果苏俄在我们对日作战时不帮助我们，那末，美国便可以提出不止一个理由来中止它的援俄政策了。”那些曾经支持罗斯福的援助希特勒的敌人这项政策的报纸，广泛地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俄国对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消息（同利比亚传来的消息一起，是珍珠港事件后那几星期中盟国方面仅有的鼓舞人心的消息），以及俄国新派来的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个人作为一个拥护盟国反侵略行动的战士的声誉，被视为俄国人能同美国合作的一种保证）对美国报界的巧妙的应付，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使美国报纸接受了俄国在太平洋的继续保持中立。人们一般开始认为俄国迟早会参加对日战争的，而且也许只会早不会迟。
美国同俄国的官方关系，大体上是顺着公众舆论的趋向走的。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并没有使美国政府感到吃惊。官方的最初反应是，用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话来说，欢迎“团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同时，韦尔斯说明共产党的独裁政治“同纳粹独裁政治的原则和理论一样，都是同他们＇即美国人民＇自己的信念毫不相容和背道而驰的”。然而，尽管态度这样冷淡，俄国在美国的财产很快就解冻了，而且在俄…德战争爆发的头两个星期内，少量的货物已开始从美国运往俄国。作战物资则不包括在内，因为军需品都已指定供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之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并不指望俄国能长时期经得起德国的进攻，他们对于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俄国可能就落入德国人的手中。